皆有微言大义，自东汉专讲章句训诂，而微言大义置不论，今文十四博士师传中绝，圣经宗旨ウ忽不章，犹有遗文散见于古书者，文选潘安仁笙赋注，引乐纬动声仪曰，先鲁后殷新周故宋，此诗三颂，有通三统之义，与春秋存三统大义相通，三家诗之遗说不传而散见于纬书者也，先鲁后殷谓鲁颂在先，商颂在后，所以录商颂于后者，即春秋新周故宋之义，三家诗以商颂为正，考父美宋襄公，当云宋颂，而谓为商颂者，宋本商后，春秋时称宋为商，左氏传司马子鱼曰，天之弃商久矣，史龟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宗人寡夏曰，孝惠娶于商，皆称宋为商之明证，或云，鲁定公讳宋，当时改宋为商，似未尽然，乐记师乙曰，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大戴礼记七篇商齐可歌也，商齐即师乙所谓商齐，商与齐对举，非谓商一代，谓宋一国也，毛诗与国语皆古文，故据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商颂为正考父所校，不以宋颂为正考父所作，与三家诗以商颂为美宋襄者，判然不合，毛诗既据国语，又据左传，于宋襄多诋斥之词故也，自毛诗左传单行，人不信三家诗，更不知诗有先鲁后殷新周故宋之微言，与春秋三统之义相通，而孔子删诗，如徐陵之选玉台新咏，王安石之选唐百家诗，不过编辑成书，并无义例之可言矣，三家诗所传微言必多，惜皆不传于世，仅存乐纬八字，犹略可考，其余与春秋相通者，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王谓文王，诗之四始，皆称文王，其相通者一，春秋尊王，褒美桓文，诗风终于豳，称周公，雅终于如，言召公，匪风思王，下泉思伯，其相通者二，孟子云，诗亡然后春秋作，必更有微言大义相合者，惜今文说亡佚，多不可考耳，顾炎武曰，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述而不作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庙，鲁之颂，颂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颂之后者，鲁人谓之颂也，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是不然，鲁人谓之颂，夫子安得不谓之颂乎，为下不倍也，春秋书公书郊，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锡瑞案顾氏此说，非独不知诗，并不知春秋，孟子曰，其文则史，不尝引礼子曰，其义则某窃取之乎，义不独春秋，六经皆有之，孟子称孔子作春秋，功继群圣，安得无惊世绝俗之见，而谓以私心待圣人乎，信顾氏说，必不信孟子而后可，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正是先鲁后殷之义，宋颂亦谓之颂，正是新周故宋之义，诗之次序，春秋之年月，皆夫子手定，必有微言大义，而非专袭旧文，述而不作，是夫子谦辞，若必信以为真，则夫子手定六经，并无大义微言，诗书止编辑一过，春秋止钞录一过，所谓万世师表者安在，成伯毛诗指说，以鲁颂为变颂，陈鹏飞诗解不解殷鲁二颂，以为商公当阙，而鲁颂可废，皆不知三颂有通三统之义也。阮元曰，颂本容貌之容，容养漾一声之转，周颂鲁颂商颂，犹去周之样子鲁之样子商之样子耳，风雅惟歌而已，惟颂有舞，以象成功，如今之演剧，据孔子与宾牟贾论乐可见。
论左氏传所歌诗皆传家据已定录之非孔子之前已有此据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然则夫子未正乐之前，雅颂必多失次可知，而左氏传载季札观乐在夫子未正乐之前，十五国风雅颂，皆秩然不紊，学者多以为疑，此在汉人已明解之，周礼春官大师疏引郑众左氏春秋注云，孔子自卫反鲁，在哀公十一年，当此时雅颂未定，而云为歌大小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言季札之于乐，与圣人同，又诗谱序疏引襄二十九年左传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岁，当时雅颂未定，而云为之歌小雅大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李贻德曰，是时孔子尚幼，未得正乐，歌者未必秩然如是，传者从后序其事，则据孔子定之次追录之，故得同正乐后之次第也。诗孔疏以服说为非，引郑司农春官注，与郑同以为风雅先定，非孔子为之，不知春官贾疏引郑司家左氏周官两处之注，明有两解，服虔以为传家据已定录之，正本司农左氏之注，是司农虽据周官而解左氏，知其说不可通，故注周官用周官义，注左氏用左氏义，周官左氏皆古文，注者皆郑司农而不能专持一义解之，以孔子反鲁正乐有明文，不敢背其说也，凡古人注经前后不合者，皆于经义有疑，未能决定，意在矜慎，并非矛盾，疏家不明此旨，但主一说而尽弃其余，即一人之说，前后不符，亦专取其一，举先儒之疑而未定者，臆定以为决辞而反相难，或且去取乖缪，舍其是者，而取其不是者，于是先儒矜慎之意全失，虽有异义，无从考见，其或于他处散见一二，皆学者所宜标出以备参考者也。康成注多歧异，其答第子，明见郑志，孔疏郑志，专取一书之注，非康成之意。郑司家在东汉之初，服子慎在东汉之末，二人之说递相祖述，皆以传家，据孔子所定雅颂，言季札之于乐与圣人同，盖当时古文虽盛行，犹未敢以左氏周官，显违论语之义，不若唐以后人之悍，专主一经，而尽废群经也，左传疏曰，此为季札歌诗，风有十五国，其名皆与诗同，唯其次第异耳，则仲尼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