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周立先妣姜原之庙，不祀帝喾，生民等诗，专颂姜原有之德，不及帝喾，仪礼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如古文说，稷契皆有父，而作诗者但知颂稷契之母，而不及其父，得毋皆禽兽乎，戴震曰，帝系曰，帝喾上妃姜原本失实之词，从以传会周人喾为共祖之所自出，使喾为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颂中言姜原，言后稷，竟无一语上溯及喾，且姜原有庙，而喾无庙，若曰履迹感生，不得属之喾，则喾明明非其祖所自出。古文似正而非，今文似奇而是，学者试取诗文，平心熟玩之，知此四诗断然当从三家，而不当从毛传，郑笺以毛为主，而解四诗从三家不从毛，朱子曰，履巨迹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诗中亦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盖以为稷契皆天生之尔，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论也，汉高祖之生亦类此，故其解生民亦从郑不从毛，郑君朱子皆大儒，其读书精审，知不如此解诗不能通也，论衡奇怪篇怪篇云，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Ι母吞燕卵而生Ι，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性曰姬，夫薏苡，草也，燕卵，鸟也，大人迹，土也，三者皆形，非气也，燕之身不过五寸，薏苡之茎不过数尺，二女吞其卵实，安能成七尺之形乎，今谓大人天神，故其迹巨，使大人施气于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尽得其精，不能得其精，则后稷不能成人，苍颉作书与事相连，姜原履大人迹，迹者基也，姓当为其下土，乃为女旁，臣非基迹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实也，以周姬况夏殷，亦知子之与姒，非燕子薏苡也，或时禹Ι后稷之母，欲怀妊，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迹也，案仲任引儒者之言，乃汉时通行今文说，仲任不信奇怪，故加诘，其诘之语，正所谓痴人前说不得梦，锡瑞尝谓后世说经之弊，在以世俗之见，律古圣贤，以民间之事，拟古天子，仲任生于东汉，已有此等习见，即如其说，亦当以为诗人之误，不当以为儒者说诗之误也。
论鲁颂为奚斯作商颂为正考父作当从三家不当从毛
三家与毛，又有大异处，如以鲁颂为公子奚斯作，以商颂为正考父作，以商颂为正考父作是也，扬子法言曰，正考甫尝君吉甫矣，公子奚斯正考甫矣，后汉书曹褒传曰，昔奚斯赞鲁，考父咏殷，班固两都赋序曰，故皋陶歌虞，奚斯鲁，王延寿鲁灵光赋曰，故奚斯颂喜，歌其路寝，曹植承露盘铭序曰，奚斯阴令张君表颂曰，奚斯赞鲁，考父颂殷，梁相费碑曰，感奚斯之德，太尉杨震碑曰，故感慕奚斯之追述，沛相杨统碑曰，庶考斯之颂仪，阳令曹全碑曰，嘉慕奚斯考父之美，巴纳太守张纳碑曰，庶慕奚斯〈缺二字〉之义，荆州刺史度尚碑曰，于是故吏感清庙之颂，欢斯父之诗，绥民校尉熊君碑曰，昔周文公作颂，宋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羡遗迹，纪述前勋，宋洪迈隶释，及近人武亿群经义证，王昶金石萃编，皆以汉碑为误，锡瑞案曹褒传注引薛君韩诗章句曰，奚斯，鲁公子也，言其新庙奕奕然盛，是诗公子奚斯所作也，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颂十二篇，是奚斯作鲁颂，考父作商颂，义出韩诗，而史记用鲁诗，班固用齐诗，三家义同，乌得偏据毛诗以之乎，孔广森曰，三家谓诗为奚斯作者是也，此与吉甫作颂，其诗孔硕文义正同，曼长也，诗之章句未有长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毛传谓奚斯作庙，则孔硕且硕，意窘复矣，孔氏以三家为是，是矣而未尽也，毛序曰，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郑诗谱曰，喜复鲁旧制，未遍而薨，国人美其功，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作其颂，寻毛郑之意，盖谓鲁颂皆史克作，作于喜公薨后，故解奚斯所作为作庙，不为作颂，今案宫诗多祝寿之语，且云令妻寿母，意必喜公在位，其母成风其妻声姜皆在，乃宜为此颂祷之辞，若在喜公薨后，世无其人已死，犹为之追祝寿，且并颂其母与妻者，如毛郑之说，可谓一大笑话，史克见左氏文十八年传，宣公时尚存，见国语，其年辈在后，奚斯见左氏闵二年传，其年辈在前，则奚斯作颂于喜公之时，时代正合，故当从三家以为奚斯所作，汉人引诗各处相合以为误，必无各处皆误之理，若毛郑之说则诚误，不必为之曲讳，段玉裁订毛诗故训传，乃强改作是庙也之庙字为诗字，以傅合汉人所引三家诗义，陈奂疏毛氏传亦从段说，岂非童牛角马，不今不古者乎。
论正考父与宋襄公年代可以相及郑君六艺论从三家诗笺毛亦兼采三家
史记宋世家曰，宋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史公用鲁诗说，裴る集解曰，韩诗商颂亦美襄公，盖三家说同，后人不信三家，以考父颂殷为误，谓考父与宋襄年代远不相及，锡瑞案史公去古未远，从孔安国问故，何至于孔子先世之事，懵然不知，孔子世家既载孟子言，正考父佐戴武宣矣，十二诸侯年表，戴襄相距百有一十六年，则史公非不知考父之年必百三四十岁，而后能相及也，百龄以上之寿，古多有之，窦公张苍即其明证，或又疑其子见杀，其父不应尚存，则春秋时明有其人，亦即宋国之人，左氏文十六年传曰，初公子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意诸死昭公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