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盟时者，变之至也，此日为正，月为变，时为尤变之例也，小事例时，如外诸侯葬例时，月为变，日为变之甚，此时为正，月为变，日为尤变之例也，又如朝时也，变之则月，尤变则日，用币时也，谨之则日，因其事之小，知其日月之为变，外诸侯卒例日，变之则月，尤变则时，因其事之大，知其月时之为变，凡变则有二等，以差功过浅深，故月皆变例，从时而日，从日而时，皆变之尤甚者，有条不紊，网目明白，先儒因有记时分早暮二例，遂遍推之，则正例有三等，无以进退，而于二主之间，又添一主，则正变不明，端委朦混，治丝而棼，故使人疑之也，浅人以为经承旧史，或时或月或日，皆无义例，则断烂朝报，可为确论矣。
论三传以后说春秋者亦多言例以为本无例者非是
洪兴祖曰，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治历者因周天之数以为度，锡瑞案洪氏此说，比例正合，圣人作春秋，当时尝自定例与否，诚未可知，而学者观圣人之书，譬如观天，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各成义例，皆有可通，治历者因周天之数以为度，不得以为非天之度，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岂得以为非春秋之例乎，朱彝尊经义考论崔子方本例云，以例说春秋，自汉儒始，曰牒例，郑众刘实也，曰谥例，何休也，曰释例，颍容杜预也，曰条例，荀爽刘陶崔恩也，曰经例，方范也，曰传例，范宁也，曰诡例，吴略也，曰略例，刘献之也，曰通例，韩陆希声胡安国毕良史也，曰统例，啖助丁副朱临也，曰纂例，陆淳李应龙戚崇增也，曰总例，韦表微成元孙明复周希孟叶梦得吴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说例，刘敞也，曰忘例，冯正符也，曰演例，刘熙也，曰义例，赵瞻陈知柔也，曰刊例，张思伯也，曰明例，王王日休敬铉也，曰新例，陈德宁也，曰门例，王王炫也，曰地例，余嘉也，曰会例，胡箕也，曰断例，范氏也，曰异同例，李氏也，曰显微例，程迥也，曰类例，石公孺周敬孙也，曰序例，家铉翁也，曰括例，林尧叟也，曰义例，吴迂也，而梁简文帝齐晋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孙立节有例论，张大亨有例宗，刘渊有例义，刁氏有例序，绳之以例而义益纷纶矣，彦直崔子方字，谓圣人之书，总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盖其本，乃列一十六门，而皆以日月时例之，亦一家之言云尔，案诸家书多不传，未能考其得失，惟陆淳纂例，兼采三传，崔子方本例，多本公，能成一家之言，其后赵汸春秋属辞为最著，孔广森公羊通义本之，谓知春秋者惟赵汸一人，或谓赵汸崔子无三科九旨以统贯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窒，左支而右绌，是二家之书，亦未尽善，盖日月例公已极详密，崔子方等更求详于公之外，又不尽用公之义，未免过于穿凿，然例虽未尽善，犹愈于全不言例者，全无例则必失乱矣，后人矫言例者支离破碎之过，谓春秋本无例，出后儒传会，郑樵谓例非春秋之法，为此说者，非独不明春秋之义，并不知著书作文之体例矣，凡修史皆有例，史记汉书自序，即其义例所在，后世修史，先定凡例，详略增损，分别合并，或著录，或不著录，必有一定之法，修州郡志亦然，即自著一部书，或注古人之书，其引用书传，编次子目，亦必有凡例，或自列于简端，即为人撰碑志墓铭，其述祖考子小官爵事实，亦有例，故有墓铭举例金石三例等书，惟日录笔记，随手纪纪载，乃无义例，再下则胥吏之档案，市井之簿录耳，圣人作经以教万世，乃谓其全先例义，则于档案簿录，比后儒之著书作文者，犹不逮焉，诚不知何说也。
论啖助说左氏具有特识说公得失参半公大义散配经文以传考之确有可徵
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三传得失议曰，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又况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不以原情为说，欲令人推此以及余事，而作传之人不达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诞，又左氏本未释者，抑为之说，遂令邪正纷糅，学者迷宗也，公羊梁，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原注，传中犹称梁子曰，是其证也。故多乖谬，失其纲统，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钩深，但以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春不伦，或至矛盾，不近圣人夷旷之体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为褒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