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则然矣，其文亦有文异而义不异者，原注，详内以略外，因旧史之文之类是也。二传穿凿，悉以褒贬言之，是故繁碎甚于左氏，公羊梁，又不知有不告则不书之义，凡不书者皆以义说之，且列国至多，若盟会征伐丧纪，不告亦书，则一年之中，可盈数卷，况他国之事，不凭告命，从何得书，但书所告之事，定其善恶，以文褒贬耳，左氏言褒贬者又不过十数条，其余事同文异者，亦无他解，旧解皆言从告及旧史之文，若如此论，乃是夫子写鲁史，何名修春秋乎，予故谓二者之说俱不得中，锡瑞案啖氏春秋之学非专家，故所说有得有失，其说左氏具有特见，说公则得失参半，谓三传皆后学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与公羊徐疏同，徐疏惟言公羊梁，啖氏并言左氏，亦以为门人乃著竹帛，且有附益，故啖氏兼取三传，而不尽信三传也，啖氏不云左氏非邱明，但云传非邱明自作，比赵匡之论，为更平允，谓公得子夏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所见尤精，既云二传传经，密于左氏，不得疑其繁碎，春秋之旨数千，圣人详示后人，无所谓不夷旷，若其矛盾穿凿，正由散配经文时致误，与左氏之徒，附益迂诞，正相等耳，公释经虽密，亦或有经无传，经所书者间无其说，不书者以义说之，实所罕见，啖氏知不告则不书，不知春秋即告者亦多不书，圣人笔削，大率笔者一而削者十，若从旧史赴告全录，则一年之中，亦可盈卷矣，以夫子写鲁史，何名修春秋，左氏家经承旧史，尤为明快，知啖氏云公大义散配经文之说是者，如君子大居正一条，公羊以之说宋宣，梁以之说鲁隐，是二家据春秋大居正之大义，散配经文，而参差不同之明证也，公羊传春秋有讥父老子代从政者，未知其为齐与曹与，是公羊家据春秋讥世子之大义，散配经文，而未知其属齐世子，属曹世子，游移莫决之明证也，明乎此，而于传义之可疑者，不必强通，啖氏见及此，可谓卓识矣。
论啖赵陆不守家法未尝无扶微学之功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
三传专门之学，本不相通，而何休解诂序云，援引他经，失其句读，疏云，三传之理，不同多矣，群经之义，随经自合，而颜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经为义，犹贼党入门，主人错乱，故曰，失其句读，据此则汉之治公羊者，未尝不兼采三传也，杜预集解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肤引公羊梁，足自乱，孔疏云，公羊梁口相传授，因事起问，意于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足以自错乱也，疏序又云，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之等各为诂训，然杂取公羊梁以释左氏，据此则汉之治左氏者，未尝不兼采三传也，范武子梁集解序，兼及左氏公羊，尤为显著，惟诸人兼采三传，仍是专主一家，间取二家之说，裨补其义，晋刘兆作春秋调人三万言，又为左氏传解，名曰全综，作公羊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似已合三传为一书，而其书不传，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如孙复，孙觉，刘敞，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张洽，程公说，吕大圭，家铉翁，皆其著者，以刘敞为最优，胡安国为最显，刘敞春秋传，本啖赵陆之法，删改三传合为一传，陈澧纠其删改不当，如郑伯克段于鄢，录左传而改之云，大叔出奔，公追而杀诸鄢，既信公梁段之说，乃录左传而删改之，此孔冲远所谓方凿圆枘者，胡安国春秋传杂采三传，参以己意，朱子已其王不称天，以宰亘为冢宰，桓公不书秋冬，贬滕称子之类，其说有本于公者，有胡氏自为说，出公之外者，盖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而不如啖赵陆之平允，邵子曰，春秋三传之外，陆淳啖助可以兼治，程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朱子曰，赵啖陆淳皆说得好，吴澄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也，案吴氏极推三子得圣人之义，胜于汉儒之不合不公，盖自唐宋以后，春秋无复专门之学，故不知专门之善，而反以为非，后儒多归咎于昌黎三传束阁之言，见昌黎赠玉川子卢仝诗。诋啖赵陆不守家法，而据啖子，曰，今公羊梁二传殆绝，习左氏者皆遗经存传，则其时春秋之学不讲可知，唐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璀上言，公羊梁殆绝，十六年杨为国子祭酒，奏言今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公羊梁殆将绝废，啖氏正当其时，于经学废坠之余，为举世不为之事，使公二传复明于世，虽不守家法，不得谓其无扶微学之功也。
论公传义左氏传事其事亦有不可据者不得以亲见国史而尽信之
自啖助斟酌三传，各取其长，云左氏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二传传经，密于左氏，梁意深，公羊辞辨，宋人推衍其说，胡安国曰，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梁，叶梦得曰，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朱子曰，左氏是史学，公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详，于道理上便差，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