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不可据，已见前，李育羊弼书亦不传，何休墨守，仅存一二，废疾得失互见，膏肓以左氏所载之文，为左氏之罪，未知国史据事直书之例，且论多琐细，惟兵谏娶数条，于大义有关，郑发墨守，亦仅存一二，起废疾，亦得失互见，针膏肓，多强说，以文公丧娶为权制，岂有丧娶可以从权者乎，后汉书于郑康成针膏肓下云，自是左氏大兴，盖郑君虽先习公羊，而意重古学，常轩左氏而轾公羊，重其学者意有偏重，遂至左氏孤行，自汉以后，治公羊者，如晋之王接王愆期，已不多见，北史儒林传云，何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而其传载习公羊者，止有梁祚一人，且传又云，公羊梁多不措意，则以为河北行公羊，似非实录，唐志公羊疏无撰人名氏，崇文总目或云徐彦，郡齐读书志，引李献民说同，董广川藏书志，亦称世传，徐彦，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王应麟小学绀珠，谓公羊疏徐彦撰，宋志直云，徐彦公羊疏三十卷，严可均曰，不知何据，即徐彦亦不知何代人，东晋有徐彦与徐众同时，见通典九十五，又九十九有武昌太守徐彦，与征西桓温笺，而疏中引及刘宋庾蔚之，则非东晋人，今世皆云唐徐彦，尤无所据，盖涉徐彦伯而讹耳，疏先设问答，，与蔡邕月令章句相似，唐疏无比体例，所引书百二十许种，最晚者，郭璞庾蔚之，余皆先秦汉魏，开卷疏司空掾云，若今三府掾是也，齐梁陈隋唐，无此官制，惟北齐有之，则此疏北齐人撰也，洪颐煊姚范之说略同，王鸣盛以为即北史徐遵明，考其年代，似亦相近，惟据北史所载，遵明传郑易尚书三礼服氏春秋，未闻传何氏公羊，其弟子亦无治公羊学者，则谓彦即遵明，尚在疑似之间，若以葬桓王一条，同于杨士勋梁疏，谓徐袭杨疏，当在杨后，又安知杨士勋非袭徐疏乎。
论春秋必有例刘逢禄许桂林释例大有功于公羊梁杜预释例亦有功于左氏特不当以凡例为周公所作
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又曰，春秋之失乱，经解引此为夫子自道，是犹孟子两引孔子之语，皆圣人自发其作春秋之旨，最可凭信，古无例字，属辞比事即比例，汉书刑法志师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后汉书陈宠传注，比，例也，夫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必有比例之说，故自言属辞比事为春秋教，春秋文简义繁，若无比例以通贯之，必至人各异说，而大乱不能理，故曰，春秋之失乱，乱由于无比例，是后世说经之弊，夫子已预防之矣，何休公羊解诂序曰，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是胡毋生以公羊传著于竹帛，已为之作条例，董仲舒曰，春秋无达例，则董子时公羊春秋已有例可知，胡毋生条例，散见解诂，未有专书，何休文谥例，仅见于疏所引，公羊传条例，见于七录，今佚，刘逢禄作公羊何氏释例以发明之，其释时月日例，引子思赞春秋上律天时，以为春秋不待褒讥贬绝，以月日相示，而学之者湛思省悟，推阐甚精，梁时月日例更密于公羊，许桂林作梁释例以发明之，其有功于梁，与刘逢禄有功于公羊相等，范宁解梁亦有例，四库提要曰，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称宁别有略例百余条，此本不载，然注中时有传例曰字，或士勋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欤，陈澧曰，杨疏有称范氏略例者，有称范例者，有称范氏别例者，皆即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别为略例，故可称别例，杨疏所引二十余条，王仁圃汉魏遗书钞已钞出，据此则公羊梁二家说春秋者，皆有例矣，左氏之例，始于郑兴贾徽，其子郑众贾逵，各传家学，亦有条例，颍容已有释例在杜预之前，左氏传本无日月例，孔疏曰，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例其以日月为义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陈澧曰，此说可疑，岂有一书内唯二条有例者乎，且日食不书日，为官失之，其说通，大夫卒，公不与小敛，不书日，则不可通，孔巽轩云，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公岂得与小敛乎，此无可置辨矣，盖左传无日月例，后人附益者以公有之，故亦仿效而为此二条耳，锡瑞案二条为后人附益，固无可疑，即五十凡，亦未知出自何人，然郑贾颍已言例在前，则非杜预所创，特不当以旧例为周公所定耳。
论日月时正变例
胡安国曰，春秋之文，有事同而辞同者，后人因谓之例，有事同而辞异，则其例变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经，变例古今之通谊，惟穷理精义，于例中见法，例外通类者，斯得之矣，案春秋正变例以日月时为最著明，正例日则变例时，正例时则变例日，而月在时日之间，公羊梁说已详晰，而后人犹疑之者，以解者繁杂，未有简明之说以括之也，今据春秋之例，讨贼侵伐常事与不以日月为例，春秋记事，大事记之详，如君夫人葬，薨，大夫卒，天王崩，外诸侯卒，大异宗朝灾祭事盟战，所关者大，重录之则详，故记其日，小事则从略，如来往如致朝聘会遇外盟外战，一切小事，皆例时，大事日，小事时，一定之例也，亦记事之体，应如是也，至于轻事而重之，则变时而日月焉，重事而轻之，则变日而月时焉，事以大小为准，例以时日为正，一望而知者也，而月在时日之中，为消息焉，凡月皆变例，大事例日，如盟例日，而桓盟皆不日而月，变也，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