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礼，亦不必为左氏深咎，惟文元年穆伯如齐始聘，文二年襄仲如齐纳币，襄元年邾子来朝之类，乃左氏自发之凡，杜预且以凡例皆出周公，是周公已制短丧之礼，且制丧娶之礼矣，此则万无可解，即袒左氏者，如沈钦韩等，亦无以申其说，必如刘逢禄以凡例为刘歆增窜，乃可以为左氏解也。文公丧娶，在三年外，惟纳采问名，犹在三年之中，故左氏不以为非，公羊受经子夏，子夏作丧服传，讲丧礼最严，故公羊云，三年之内不图昏，此公羊有师授，左氏无师授之一证，杜孔乃曲为左氏解，以为文公纳采，在为太子之时，此所谓又从为之辞，亦非左氏意也。
论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必欲强合为一反致信传疑经
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圣经，可以独有千古，史记汉书，后世不废，岂得废左氏乎，且其书比史汉近古，三代故实，名臣言行，多赖以存，如纳鼎有谏，观社有谏，申名子之对，御孙别男女之贽，管仲辞上卿之飨，魏绛之述夏训虞箴，郯子之言纪官，子革之诵祈招，且有齐虞人之守官，鲁宗人之守礼，刘子所云天地之中，子产所云天地之经，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礼之善物，王应麟汉制考序，尝历举之，顾栋高陈澧皆引之，以为左氏之善矣，然左氏记载诚善，而于春秋之微言大义，实少发明，则陆淳春秋纂例，尝言之矣，或间无经之传，有仁义诚节，知谋功业，政理礼乐，谠言善训多矣，顿皆除之，不亦惜乎，曰，此经，春秋也，此传，春秋传也，非传春秋之旨，理自不得录耳，非谓其不善也，且历代史籍善言多矣，岂可尽入春秋乎，其当示于后代者，自可载于史书尔，今左氏之传见存，必欲耽玩文彩，记事迹者，览之可也，若欲通春秋者，即请观此传焉，锡瑞案陆氏自言其所作集传，不取左氏无经之传之义，治春秋者皆当知此义，分别春秋是经，左氏是传，离之双美，合之两伤，经本不待传而明，故汉代春秋立学者，止有公羊，并无左氏，而春秋经未尝不明，其后左氏盛行，又专用杜预集解，学者遂执左氏之说，为春秋之义，且据杜氏之说，为左氏之义，而春秋可废矣，分别春秋左氏最明者，惟唐大中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春秋左传学议，以孔子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识，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徵，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邱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刺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此议载令狐澄大中遗事，孙光宪北梦琐言，陈商在唐代不以经学名，乃能分别夫子修经与诗书周易等列，邱明使史与史记汉书等列，以杜预参贯经传为非，是可谓卓识，其谓左传非扶助圣言，即汉博士云，邱明不传春秋之说也，非缘饰经旨，即晋王接云，左氏自是一家言，不主为经发之说也，经史体例，判然不同，经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止是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杜预孔颖达不知此意，必欲混合为一，又无解于经传参差之故，故不能据经以正传，反信传而疑经矣。
论公羊左氏相攻最甚何郑二家分左右袒皆未尽得二传之旨
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汉时谓之古学，公羊汉世乃兴，故谓之今学，是以许慎作五经异义云，古者春秋左氏说，今者春秋公羊说是也，又引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锡瑞案戴宏汉人，其言当可信据，左氏书先出，而不传口授之义，公羊书后出，而实得口授之传，此汉所以立公羊，而不立左氏也，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惟左氏公羊为甚，四家易之于费氏易，三家尚书之于古文尚书，三家诗之于毛诗，虽不并行，未闻其相攻击，汉博士惟以尚书为备，亦未尝攻古文，惟刘歆请立左氏，则博士以左邱明不传春秋抵之，韩歆请立左氏，则范升以左氏不祖孔子抵之，郑众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贾逵作长义四十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李育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作难左氏四十一事，何休与其师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废疾，郑康成针膏肓发墨守起废疾，隗禧谓左氏为相斫书，不足学，钟繇谓左氏为大官，公羊为卖饼家，各经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此之甚者，盖他经虽义说不同，尚未大相反对，惟左氏与公羊，不止义例不合，即事实亦多不符，左氏以文宣为父子，昭定为兄弟，公羊以文宣为兄弟，昭定为父子，鲁十二公伦序，已大不同，左氏经作君氏卒，以为鲁之声子，公羊经作尹氏卒，以为周之世卿，所传之经，一字不同，而一以为妇人，一以为男子，乖异至此，岂可并立，平心而论，以左氏为相斫书则诋之大过，亦由治左氏者，专取莫敖采樵栾枝泄柴之类，有此致之，以左氏为大官，公羊为卖饼家，专以繁简详略言之，不关大义，郑众贾逵长义不传，贾所举左氏深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