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曰：“心之官则思。”以思为职而得失系之，故曰：“思者圣功之本。”《书》曰：“思作圣。”言思之本于睿也。《诗》言：“思无邪。”言思之本于正也。思顾可少哉？然而《易》之《系》曰“何思何虑”，又曰“易无思也”，若与《诗》、《书》、孟氏之言相背而驰，此千古不决之疑案，学者将何所取衷哉？
昔上蔡问于伊川曰：“天下何思何虑？”伊川曰：“有此理，却说得太早。”继而曰：“却好用功。”则已觉其说之有未尽矣。尧夫曰：“思虑未起，鬼神莫知，才被鬼神觑破，便咎以为修行无力。”然则未起之思虑将何如也？
夫何思何虑，非不思不虑也。所思所虑一出于自然，而未尝有别思别虑，我何容心焉？譬之日月之明，自然往来而万物毕照，日月何容心焉？既曰何思何虑，又曰百虑而一致，此即伊川所谓却好用功之意，非以效言也。无思者，非不思也，无思而无不通，感而寂也。此即康节所谓未起之思虑，起即憧憧也。
自师门提出良知宗旨而义益明。良知之思自然明白简易，睿之谓也。良知之思自然明通公溥，无邪之谓也。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恶”，却又不断百思想，此上乘之学也，不二法门也。若卧轮则为声闻后断见矣。夫良知不学而知，即一念起千里失之，此孔孟同归之指而未尝戾于《诗》、《书》者也。会须大彻大悟，始足以破千古之疑而析毫厘之辨也。
《答南明汪子问》二
问：兢兢业业、翼翼乾乾，尧舜文周由此其选，后之戒慎恐惧，宛然祖述宪章。孔氏疏水忘忧，颜子箪瓢不改，即曾点春风沂水、独当圣心，何其乐也？濂溪相传，不离主敬，及其寻孔颜之乐，虽曾点犹然以见大与之。近世宗儒，亦往往务自得而求真乐。夫惧与乐，皆情之一也。未发而有所中之谓何？说者谓未得则惧，得则乐之，浅之乎窥圣人矣！岂尧舜文王周公之圣一无所得，而孔颜顾自满假邪？乃今专事戒慎恐惧，涉矜持，语乐而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或失则荡。要之，无两可者也，愿闻其方。
乐是心之本体，本是活泼，本是脱洒，本无挂碍系缚。尧舜文周之兢兢业业、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体，不失此活泼脱洒之机，非有加也。戒慎恐惧是祖述宪章之心法。孔之疏饮，颜之箪瓢，点之春风沂浴、有当圣心，皆此乐也。夫戒慎恐惧非是矜持，即尧舜之兢业、不睹不闻，非以时言也，即吾心之本体，所谓修道也。戒慎乎其所不睹不闻，是合本体功夫，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惧与乐非二也，活泼脱洒由于本体之常存，本体常存由于戒慎恐惧之无间。乐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乐到忘处，非荡也。乐至于忘，始为真乐。故曰至乐无乐。濂溪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必有所指，明道云：“鸢飞鱼跃与必有事，同一活泼泼地，不悟只成弄精魂。”其旨微矣。
《答南明汪子问》三
问：夫子贤于尧舜，释之者则以为圣不异，而异于事功。窃意门人称颂当时，非事功已也。尧舜执中，夫子时中，执之与时，犹守之于化也。尧舜性之也，非守之也，固不敢以文害辞，要之，夫子之所以为时中，无意无必、无固无我，是以尧舜之德大哉至矣！借曰绝四，未之前闻，故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颜氏得之而为约礼，曾氏得之而为格物，并得其宗矣！夫约而复之，守之谓也，犹难语时。格物则皆中节矣乎，当其未发，良知具在，是之谓中。孟子名孔子为圣之时，原其始，必归重于智。皆是物也，顾夫子之时中，不涉将迎，不立能所，不容拟议，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已。即物格知致而止至善果即得时中乎？其未邪？
昔者门人称夫子曰：“贤于尧舜。”尧舜未易贤也，释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于亲炙者，其情密而属意深，得于传闻者，其情疏而用意渺。况门人受夫子之教，耳目所濡染，精神所熔铸，中心所诚服，同于罔极之恩，比之邈焉疏渺之迹，似若有间，故不觉称颂至于如此，门人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若有概于其中者矣。此亦人之常情，不必更生别议。孟子历叙圣贤之传，自尧舜至于孔子，则曰闻而知之。夫子自谓“信而好古”，尧舜固有所祖述者也。若论事功，唐虞之际，荡荡巍巍，精一执中，开万世心学之源，区区欲以删述宪章盖之，浅之乎其言之也！
良知二字，入圣微机，执事谓其未发，良知具在，是之谓中。孟子称圣之时，必归重于智，其所尊信可知矣。良知绝四，不涉将迎，不存能所，不容拟议，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即良知也。颜之约礼，约此而已，曾之格物，格此而已。才有意必，才属拟议，即非时中，即非致良知也。紫阳云：“非全放下，终难凑泊。”执事既信得良知如此之深，从前种种，特其见解，一切功业文章、世人叹以为不可及者，会须尽情抛舍，等如昨梦，只今惟求一醒。一念灵明，直超尧舜，上继千百年道脉之传，始不负大丈夫出师一番也。
答中淮吴子问（一）
问：圣人之学，惟在致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