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薄天子而不为矣。此其所为三以天下让乎？世俗有让商让周之说，然在朱注则让商为多，居然以操懿目太王，不亦伤让王之心哉。
兴于诗当主美刺立论，考亭因攻毛序，尽改国风中刺淫之诗，以为淫者所自作，而于此遂曰诗，有邪有正。其实非也。夫善者有美，恶者有刺，诗之大纲，出于是非好恶之心，而不容自己者也。小雅无论，国风自邶墉卫以下，其诗孰非贤士大夫闵时忧俗之作？卽桑中溱洧莫不皆然。苟谓出于淫者之口，则以丑行自为宣播，此情理之所必无。若诚有之，则天良尽泯，而为人道之反常，录诗者登之于竹帛，设敎者取之以授受，亦何说与？后代误信斯言，几为诗祸。夫子曰：兴于诗卽好善，如缁衣恶恶，如巷伯之说，谓于其所美所刺而得之也。非曰善恶并陈，而读者皆可以兴也。集注旣云有邪，而又曰其言易以感人，常人之情感于正难，感于邪易，然则圣人以邪感人而求其兴恶恶之心？嘻，危矣。
按此章言学文之序，首言诗，终言乐。诗曰兴而乐曰成，诗与乐为用不同，而收效亦异如此。郑氏樵谓诗重在声歌。声歌旣废，学者不闻一篇之诗。夫诗与乐固相为用，若虞书之诗言志、歌永言，戴记之学乐诵诗，是也。然诗书礼乐并称四敎，则诗至中古，已不专为歌声。至孔子发明诗敎，惟重义理。观论语所记知之。万世以下遵守不易，郑樵何人，妄称仲尼编诗徒为祭祀燕享之用，非以说义理也？不知所据何书，彼直于论语未窥而此章以兴言诗以成言乐之指，何屑与之论哉。
笃信章，邢疏云：言人当守道。其论甚确。葢笃信好学，所以学道也。守死善道，所以守道也。夫子谓人旣学道，而有得于身，则宜以其身与道相终始，守死善道，兼穷逹用舍而言之也。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之说，葢本于此。故此章重发端二语，而下句尤重。不入不居以下，皆言善道之事。能见而不能隐，能隠而不能见，皆非守死也，皆非所以善其道也。善道也者，犹人获重宝，必思置顿之合其宜，藏宁之得其所，否则失其所宝之重，而君子耻之矣。耻之若何？邦有道而贫贱、无道而富贵是也。宋人既误以守死为洪范之有守，而又别以去就出处为言，其于经旨并疏。至朱子笃信而不好学、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等语，更为近于支离。
乱，古注谓理其乱，非是。集注以为乐之卒章，亦未确。外传闵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云云。韦昭注：辑成也，凡作篇章义旣成，撮其大要以为乱词。后人于骚赋之末为之，所谓乐之卒章也。以此例推，则乱非关睢之第三章不足以当之。而史记云：关睢之乱，以为风始。将谓国风始于关睢之卒章，可乎？殆不然也。按虞书：箫韶九成，郑氏注云：成犹终也。乡饮酒义歌笙间，各俱有三终，所谓乱者，非卽成与终之义乎。于礼二南为合乐，合有二义，合金石丝竹以歌之一也；歌周南而笙召南两相比附二也。此章本言合乐三终，而曰关睢之乱者，犹大射礼之言鹿鸣三终尔。举关睢以该葛覃、卷耳，举周南以该召南，其斯以为关睢之乱乎？洋洋盈耳，言堂上堂下歌笙并作，而美且盛也。必至于合乐而后美之者，犹之箫韶九成而言凤仪兽舞，则升歌笙间之美，皆在其中矣。或径指乡射礼之惟用合乐者，义亦同此[亦歌笙并作]。后之训者不识其所谓，而仅以闵马父之说应之，可谓误矣。然则史迁亦但袭论语之成言，而未必明其义也。
尚书云：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此独言沟洫者，葢决九川者，万世之功；浚畎浍者，一时之事，故不同也。月令载：季春命司空修利堤防，道达沟洫；孟秋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沟洫之事，一岁之中而三致意焉。此皆水土旣平以后之定制也。三代葢俱踵而行之。按考工记：匠人为沟洫，云所以通利田间之水道，其名有遂，有沟，有洫，至浍，而专逹于川。其下泽之地，则又以潴防为畜水之法。葢古人之制沟洫，以去水害为先，而因而收其利。后世沟洫与井田俱废，潦则平陆江湖，旱则赤地千里，因之饥馑流离，盗贼蜂起，或竟至于不救。胡胐明云：禹决川疏河，所以抑洪水；尽力沟洫，所以备洪水。其论最善。今井田虽不可复，若于承平无事之时，中原数千里内，相其高下之宜，多穿沟渠，使之逶迤相扶，各汇于大川而止，旣令水旱有备，亦足以防戎马之驰突，不亦善乎！有志于此者，委其事于守令，而勿遽责其成效，可也。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故母意；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故母必；无可无不可，故母固；以天下为公，故母我。佛氏之学，亦能绝此四者，而不得其所以绝之之实，故旣绝四者，而彼之离垢悟空，舍人伦而崇像敎，乃其所以为意必固我之至者，与我夫子岂可并世而语哉。张子谓四者有一，则与天地不相似。虽圣人佛氏，各有天地。而学者不以实行求之，则恐一折而入于彼矣。其柰之何。
宋人以川流喻道体之不息，欲人时加省察而无间断。立论非不精妙，然论语初无此语。观夫子所以教及门者，无往而非实德实行，故示大道之要，莫如一贯，而卒不离乎忠恕。语君子之体仁，自终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