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明乎得失之原，乾且曰“利贞”，况其余乎！贞虽或凶，未有言利而不贞者也。
虽爻有小大，
阴过为小，阳胜为大，失其时位，则得失殊矣。
及系辞其爻，必谕之以君子之义。
有小人之爻，而圣人必系之以君子之辞。剥之六五，阴僭之极，而告以贯鱼之义，或使君子治小人，或使小人知惧，不徇其失而以幸为吉。若火珠林之类，谋利计功，盗贼可以问利害，乃小人侥幸之术，君子所深恶也。
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与！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法之效也；仁义人道，性之立也。
成而为象，则有阴有阳；效而为法，则有刚有柔；立而为性，则有仁有义；皆太极本所并有，合同而化之实体也。故谓“太极静而生阴，动而生阳”。自其动几已后之化言之，则阴阳因动静而著；若其本有为所动所静者，则阴阳各为其体，而动静者乃阴阳之动静也。静则阴气聚以函阳，动则阳气伸以荡阴，阴阳之非因动静而始有，明矣。故曰两体，不曰两用。此张子之言所以独得其实，而非从呼吸之一几，测理之大全也。
三才两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三才各有两体，阴阳、柔刚、仁义，皆太和之气，有其至健，又有其至顺，并行不悖，相感以互相成之实。
阴阳、刚柔、仁义之本立，而后知趋时应变。
三才之道，气也，质也，性也，其本则健顺也。纯乎阳而至健立，纯乎阴而至顺立，《周易》并建乾、坤于首，无有先后，天地一成之象也。无有地而无天、有天而无地之时，则无有有乾而无坤、有坤而无乾之道，无有阴无阳、有阳无阴之气，无有刚无柔、有柔无刚之质，无有仁无义、有义无仁之性，无阳多阴少、阴多阳少、实有而虚无、明有而幽无之理，则屯、蒙明而鼎、革幽，鼎、革明而屯、蒙幽，六十四卦，六阴六阳具足，屈伸幽明各以其时而已。故小人有性，君子有情，趋时应变者惟其富有，是以可日新而不困。大易之蕴，唯张子所见，深切著明，尽三才之撰以体太极之诚，圣人复起，不能易也。邵子谓天开于子而无地，地辟于丑而无人，则无本而生，有待而灭，正与老、释之妄同，非《周易》之道也。
故“乾、坤毁则无以见《易》”。
乾、坤非有毁也，曲学之士，执所见闻偶然之象，而杂以异端之小慧，见乾则疑无阴，见坤则疑无阳，见夬、姤则疑无剥、复，见屯、蒙则疑无鼎、革，因幽之不可见而疑其无，则是毁之矣。毁乾、坤十二位之实体，则六十二位之错综，何据以趋时应变哉？
六爻各尽利而动，
筮之策，老则动而变，盖道至其极而后可以变通，非富有不能日新。尧仁极矣，而后舜可用其窜殛；文王顺极矣，而后武王可行其燮伐；德未盛而变，则妄矣。
所以顺阴阳、刚柔、仁义、性命之理也。
其动也有大有小，有当位有不当位，盖在天之气有温肃，在地之质有利钝，在人之性有偏倚，化不齐而究无损于太极之富有，其理固然。则虽凶而无悔，虽吝而无咎，善用之者皆可以尽天道人事之变而反其大经。故父顽而有至孝之子，国亡而有自靖之臣，极险阻以体易简，则何屈非伸，而天下之理无不得。《易》之为君子谋者，顺性命而变不失常也。
故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天、地、人所必有之变也。
阳遍体众阴，众阴共事一阳，理也。
体者，为之干而达其情以治之也。顺事，而承之也。此因时之变而言之，震、巽、坎、离、艮、兑，皆乾、坤之变也。若《易》之全体，乾、坤合德，君子小人同归于道，天理人欲，从心不逾，则为理之大宗，无所容其亢抑矣。
是故二君共一民，
争乱之端。
一民事二君，
立心不固。
上与下皆小人之道也；
上无让德，下有贰心，乱世之道，小人之时为之。以此而推，心无定主，而役耳目以回惑于异端，气不辅志，而任其便以张弛，皆小人之道。而忠信以为主，博学详说以反约，斯君子之所尚。明体适用之学，于此辨之而已。
一君而体二民，
容保者大。
二民而宗一君，
大一统。
上与下皆君子之道也。
上不泄忘，下无异志，治世之道，君子之时为之。
吉凶、变化、悔吝、刚柔，《易》之四象与！悔吝由赢不足而生，亦两而已。
天地之四象，阴、阳、刚、柔也；易之四象，则吉、凶、悔、吝也。吉凶，天之命，阴阳之变化也；悔吝，刚柔、赢不足之情，因乎地之质也：皆自两仪而生。纯阳为天，纯阴为地，而天有阴，地有刚，又各自为阴阳；二而四，四而合二，道本如是，非判然一分而遂不相有也。在天有阴阳，在阳有老少，在数有九七，在地有柔刚，在阴有老少，在数有六八，于是而四象成。故《易》一爻之中，自阴有阳，有老有少，而四象备焉。震、坎、艮之一阳，老阴所变；巽、离、兑之一阴，老阳所变：故曰“四象生八卦”。邵子乃画奇耦各一之象为两仪，增为二画之卦为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