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犹不敢放言，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已。庄、列始妄名字，不胜其多。故有太始、太素，茫昧广远之说。传《易》者将以本原圣人，扶立世教，而亦为太极以骇异后学。后学鼓而从之，失其会归，而道日以离矣。”又不独是也。曰：“《周官》言道则兼艺，贵自国子弟，贱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见《冢宰》)，至德以为道本(见《大司徒》)，最为要切。而未尝言其所以为道者。虽《书》尧舜时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著明，然终不的言明道是何物。岂古人所谓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邪？老聃本周史官，而其书尽遗万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朕兆，眇忽微妙，无不悉具。予疑非聃所著，或隐者之辞也。而《易传》及子思、孟子，亦争言道，皆定为某物。故后世之于道，始有异说。而又益以庄、列、西方之学，愈乖离矣。”于是举周、张、二程所谓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絪緼感通之说，皆以为窃之老、佛。而渭：“以此与浮屠、老子辩，犹以病为药，而与寇盗设郛郭，助之扞御。”(以上皆《习学记言》)并由是上罪及于子思、孟子，目为新说奇论。称：“《中庸》高者极高，深者极深，非上世所传。”(《总述讲学大旨》)盖濂溪以来所号为得不传之绝学者，几一举而颠覆之。亦宋人所未有也。然其谓：“天地阴阳之密理，最患于以空言窥测。”(《习学记言》)亦自有其所见。故解《洪范》九畴，以为即《禹谟》六府三事之几功。曰：“六府即五行，三事则庶政群事也。戒之薰之，福极之分也(参看《古文尚书·大禹谟》)。九功九畴，名异而实同也。禹言略，箕言详。天之所锡，非有甚异不可知。盖劝武王修禹旧法。乃学者以为秘传，迷妄臆测，相与串(同贯)习。以吾一身视听言貌之正否，而验之于外物，则雨炀寒燠皆为之应。任人之责，而当天之心。出治之效，无大于此。今必一一配合，牵引已事往证，分别附著，而使《洪范》经世之成法，降为灾异阴阳之书。可为痛哭！”(《习学记言》)此与艮斋《河图洛书辨》同一立言必求有据，正永嘉之学之长，不如永康专哓哓以事功为言也。虽然，水心亦有言矣。曰：“力学莫如求师，无师莫如师心。人必知其所当行。不知，而师告之。师不吾告，则反求于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得其所当行，决而不疑，故谓之果行。人必知其所自有。不知，而师告之。师不吾告，则反求于心。心其能告，非其心也。信其所自有。养而不丧，故谓之育德。”(《送戴许蔡仍王汶序》。有节文。三人皆叶氏门人)以师心为教，则犹是周、程心学之矩矱。虽有“师误可改，心误不可为”之言(《习学记言》)，吾未见其所谓心果异于周、程之云云也。然则其诋周、程何哉！(水心又言古之圣贤无独指心者，孟子始有尽心知性心官贱耳目之说，盖辩士索隐之流多论心，而孟、荀为甚。水心之论，多自抵触，盖如此)
水心敢言人之所不言，而其论即亦有不可刊者。如曰：“儒者争言古税法必出于十一。夫以司徒教养其民，起居饮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无不与偕。则取之虽或不止于十一，固非为过也。后世刍狗百姓，不教不养，贫富忧乐，茫然不知。直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则就能止于十一，而已不胜其过矣。况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税广，上无前代封建之烦，下无近世养兵之众，则虽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岂得以孟子貉道之言为断耶！”(有节文)又曰：“许行言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虽非中道，比于刻薄之政，不有间乎？孟子力陈尧、舜、禹、稷所以经营天下，至谓其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使见老子至治之俗，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之语，又当何如？”(有节文)又曰：“四民未有不以世。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又曰：“《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汉高帝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始有算船告缗之令。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夺之以自利，何名为抑。”(以上皆《习学记言》)夫后世儒者，多知有君而不知有民，知有士而不知有工商。故昌黎《原道》曰：“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而《师说》至谓：“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水心言然，岂非有过人之识者哉！抑水心又曰：“孔子所述，皆四代之旧。至孟子时，欲行于当世，与孔子已稍异。不惟孟子，虽孔子复出，亦不得同。然则治后世之天下，而求无失于古人之意，盖必有说，非区区陈迹所能干也。”(《习学记言》)向使水心得竟其施，意必有制作可为继世法者。而惜乎其竟以谗废也。
当永嘉诸君子讲学时，最与同调者，有唐仲友。而与诸君子不相往来，则可异也。仲友，字与政，号说斋。金华人。知台州时，晦翁为浙东提刑，以事劾之。遂奉祠。说斋素伉直，既遭摧挫，遂不出。益肆力于学。其言曰：“三代治法，悉载于经，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