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但乘隋极乱之后，子孙又皆昏恶，所以独见称于后世。道有升降，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力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上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矣。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上问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书，其略曰：『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扞寇盗，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之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寔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始终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寇敌，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义。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侧；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格叙朝廷之位，而无官私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差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衙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赖非寇敌昌炽之时，复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资，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怠，然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忌讳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天下之福也。』明日，上谓安石曰：『昨阅卿所奏书至数遍，可谓精画计，治道无以出此。所条众失，卿必已一一经画，试为朕详见设施之方。』对曰：『遽数之不可尽，愿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设施之方，不言而自喻。』上曰：『虽然，试为朕言之。』于是为上略陈设施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尝闻，他人所学，固不及此。能与朕一一为书条奏否?』对曰：『臣已尝论奏，陛下以讲学为事，则诸如此类，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择术未明，寔未敢条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遗忘，试录今日所对以进。』安石唯唯而退[2]，讫不复录所对以进。
七月丁丑，布衣王安国赐进士及第，仍注初等职官。先是，枢密副使韩绛、邵亢献安国所著《序言》五十篇。上手诏：『安国翰林学士王安石之弟，久闻其行义学术为士人推尚。近阅《序言》，文辞优赡，理道该明，可令舍人院召试。』试入第三等下，故命以此。
八月甲寅，迩英讲读罢，上独留王安石与语。两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晡后乃出。癸亥，迩英讲读罢，上又独留王安石赐坐。
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礼记》，自今令讲《尚书》。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上以为然，曰：『《礼记》既不当法言，择其有补者讲之，如何?』安石对曰：『陛下必欲闻法言，宜改他经。』故有是诏。是日，上因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对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咎、夔、稷、高；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傳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熙宁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先是，安石见上论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为朕推行。朕须以政事烦卿，料卿学问如此，亦欲施设，必不固辞也。』安石对曰：『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3]，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4]，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唱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之，庶几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