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闭而乱也。闭而乱者，以小人道长；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礼义廉耻之俗成，而中人以下变为君子者多矣。礼义廉耻之俗坏，则中人以下变为小人者亦多矣。』上以为然。
四月丁未，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因荐之。参知政事唐介曰：『安石恐难大任。』上曰：『卿谓文学不可任耶?经术吏事不可任耶?』介白：『非谓此也。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退至中书，谓公亮等曰：『异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扰，诸公当自知之耳。』时执政进除目，上久之不决，既数日，乃曰：『朕问王安石，以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择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此中书小小迁除，陛下尚未以为信，虽广询博访，亦宜谨密。今明白如此，使中书政事决可否于翰林学士。臣近每闻陛下宣谕：某事问安石以为可，即施行；某事以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当先罢免。此语传之天下，恐非信任体也。』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事用札子，皆言奉圣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书自出牒，不必称圣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时，寇准用札子迁冯拯等官不当，拯诉之。太宗曰：「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乃权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赵普为相，堂牒重于敕命，寻令削去。今复置札子，何异堂牒?」张洎因言：「札子乃中书行遣小事，若废之，则别无公式。」太宗曰：「大事则降敕，其当用札子，亦须奏裁，此所以称圣旨也。」今安石不欲称圣旨，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执政皆忠贤，犹为人臣擅命，义亦难安。或非其人，岂不害国政?』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极当。』及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许首，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独曾公亮、王安石以为可首。』安石曰：『以为不可首者，皆朋党耳。』安石强辩，上主其语。介不胜愤闷，居顷之，疽发背而卒。吕诲劾王安石（见本事）。王安石信吕惠卿（见本事）。王安石毁苏轼（见本事）。推陈升之为相（见《三司条例司》）。
三年二月，韩琦言青苗不便。上疑其事，安石称疾不出（详见《论青苗法》）。上欲置司马光西府，安石谓为异论之人立赤（详见《论青苗法》）。
三月己未，上谕王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曰：『不闻。』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谓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别作策问矣。』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理义，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
四月己卯，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
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
九月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为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置条例司更张众事，一切听之。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至上前无所异，于是上益专信任。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乃天也!』
十二月丁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正月辛亥，著作佐郎朱明之为崇文院校书。明之，王安石妹婿也。
四月甲戌，上谓王安石曰：『人不能无过失，卿见朕有过失，但极口相救正，勿存形迹。』安石谢曰：『当尽死力，不敢存形迹。』上虑难济，安石曰：『此在陛下，不可以它求。』又曰：『陛下圣德日跻，风俗会丕变，何忧难济?』
五月庚戌，王安石既对，留身请去，上固留之，曰：『风俗久坏，不可猝正。事方有绪，卿如何却要去?且体念朕意，不须恤流俗纷纷。』安石曰：『臣材薄，恐误陛下属意。试观前代兴王，亦有为政数年而风俗不改、纪纲不立如今者乎?』上曰：『前代或因衰乱，方人情急迫，为之解患释难，所以易；今颓坏之俗已久，方收敛使就法度，则不得不难。其纷纷亦固宜，但力行不变，自当改。如富弼事，向时宜有按劾，今乃按治。如此等事行之已多，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