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于茶商者，券钱十万，使别输实钱五万共给。天禧五年，茶直十五万，小商百万已下免输钱。每券十万，给茶直七万至七万五千。天禧茶尽，则给乾兴已后茶，仍增别输钱五万者皆为七万，并给耗如旧，俟券尽而止。如此，又省合给茶及香药、象齿。东南缗钱，总直缗钱一百七十一万。』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计为缗钱六百五十余万。异时边储，有不足以给一岁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东南茶亦无滞积之弊。其制置司请焚弃者，特累年败坏不可用者耳。』因言：『推行新法，功绪已见，盖积年侵蠹之源一朝闭塞，商贾利于复故，欲有以摇动，而论者不察其实，助为游说。愿力行之，无为流言改易。』于是诏有司榜谕商贾。
《实录》但于此记遣使视积茶，并四年三月甲辰，附见赐典史银绢事，余皆无之。今并从本志。《会要》亦无遗使视积茶及李谘等条上利害、榜谕商贾、赐银绢事，不知何也。
三年八月，李谘等既条上茶法利害，朝廷亦榜谕商贾，以推行不变之意。然论者犹争言其不便。辛未，命翰林侍读学士孙奭、知制诰夏竦同工部郎中卢士伦、殿中侍御史王硕、如京使卢守勤再加详定。
《实录》命奭、竦二人，此从本志。士伦是年三月以工部判度勾，寻改工中、陕漕，十月，以度勾为户副。
十一月己卯[4]，孙奭等言：『十三场茶积末售六百一十三万余斤，盖许商人贴射，则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故人莫肯售。又园户输岁课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园户皆细民贫弱、力不能给，烦扰益甚。又奸人倚贴射为名，强市盗贩，侵夺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请罢贴射法，官复给本钱市茶，而商人入钱以售茶者宜优之。请凡入钱京师售海州、荆南茶者，损为七万七千；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者，损为七万一千，皆有奇数。入钱六务十三场者又第损之，给茶皆直十万。』庚辰，诏从奭等议。自是河北入中复用三税法，旧给东南缗钱者，以京师榷货务钱偿之。
本志云：十月，遂罢贴射法。恐脱误，今从《实录》。
四年三月甲辰，前权三司使李谘落枢密直学士，兼领计置司刘筠、王臻、范雍、蔡齐、俞献可、姜遵、周文质各罚铜三十斤，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各罚一月俸。先是，入内押班张德明传宣，下御史台鞠三司孔目官王举、勾覆官勾献等云云，各及未改茶法时不折虚实而妄称卖茶课增一百万余贯，以觊恩赏。朝廷以为然，遂赐举等银五十两、绢三十匹。士逊等坐不合以举等状施行，故及于罚。详定所孙奭等特释之。
闰五月。初，李谘等变法，使茶园户负岁课者如商人入息，后不能偿，至是，太湖等九场凡逋息钱十三万缗，诏悉蠲之。
七年三月甲申，上封者言：『天下茶盐课亏，请更议其法。』帝以问三司寇瑊，瑊曰：『议者未知其要尔。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给于商旅。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而边民困于馈运矣。法岂可数更?』帝然之。
景祐元年九月丁巳，枢密院副使李谘言：『天圣初行新定茶法，而议者沮毁之，吏人王举等皆坐黥配。今三司言岁课益亏，请复用天圣初所定法，举等显为非辜。乞与优叙之。』诏举等先依三司出职例各迁一资。谘顷在三司，陕西缘边数言军食不给，度支都内钱不足支月俸，太后忧之，命辅臣与谘经度其事。谘以谓：『旧法，商人入粟边郡，算茶与犀象、缗钱为虚实三估，至用十四钱易官钱百，坐困三司，乃谓变法，以实钱售茶，二者不得相为轻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利，怨谤蠭起。谘寻以病请外，相继坐变法谴绌，逾六年，乃再入三司，遂登西府。时三税法蠹耗日甚，议者皆言谘前在被谴绌，将复用见钱法，故谘先有是请。
三年正月戊子，命知枢密院事李谘、参知政事蔡齐、三司使程琳、御史中丞杜衍、知制诰丁度同议茶法。谘以前坐变法得罪，因辞，不许。三司使孙居中等言：『自天圣三年变法，而河北入中虚估之弊，复类乾兴以前，蠹耗县官。请复行见钱法二度支副使杨偕亦陈三税法十二害、见钱法十二利，以谓止用三税，所支一分缗钱，足以赡一岁边计。故命谘等更议，仍令召商人至三司，访以利害。
杨偕以此月壬寅，始自度支副使除河北都漕，今未也。本志即称都漕，盖误矣。
三月丙午[5]，权判户部勾院叶清臣请弛茶禁，以岁所课均赋城廓乡村人户。其疏曰：『山泽有产，天资惠民。兵食不充，财臣兼利。草芽木叶，私不得专。封国置吏，随处立管。一切官禁人犯，则刑既夺其赀，又加之罪，黥流日报，偷冒不悛。诚有厚利无赀，既济国用，圣仁恤隐，矜赦无辜，犹将弛禁缓刑，为民除害。度支费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剥园户，资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敛之名，官曹滋虐滥之罚，虚张名数，刻蠹黎元。建国以来，法弊辄改。载详改法之由，非有为国之实，皆商人协计，倒持利权，幸在更张，倍求奇羡。富人豪族，坐以贾赢，薄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际，俱非远策。臣窃尝较计茶利岁入，则以景祐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收息钱五十九万余缗。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岁课，亦只及三十四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