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睦十二州；荆湖则荆、潭、鼎、澧、鄂、岳、归、峡八州、荆门军；福建则建、剑二州，岁如山场输租折税，余则官悉市而敛之。总为岁课，江南千二十七万余斤，两浙、福建三十九万三千余斤，皆转输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口，为六榷货务。凡民鬻茶者皆售于官，其以给日用者，谓之食茶，出境则给券。商贾之欲贸易者，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与之，谓之交引。愿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入金帛，计直予茶如京师。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卖于西北，以至散于四裔，其利又特甚焉。县官鬻茶，岁课缗钱虽赢缩不常，景德中至三百六十余万，此其最厚者也。然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商人入中刍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税，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峙，不受虚估，人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敝，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帛日益寡，而人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民，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人中者以利薄不趣，边备日蹙，茶法大坏。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为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下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变而救之，然不能无弊。
已上据本志。
丁亥[2]，诏曰：『三路军储，出于山泽之利。比闻移用不足，二府大臣其经度之。』乃命三司使李谘、御史中丞刘筠、入内副都知周文质、提举诸司库务王臻、薛贻廓及三部副使较茶盐矾税岁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计置司，以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继之。计置司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场茶岁课缗钱五十万，天禧五年，才及缗钱二十三万，每券直钱十万，鬻之售钱五万五千，总为缗钱实十三万。除九万缗为本钱，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不与焉。是则虚数虽多，实利殊寡。』因请罢三税，行贴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实录》三月辛卯）。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而予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售，致有贴射之名。若岁课贴射，则官市之如旧。园户过期而输不足计者，所负数如商人入息。旧输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谓之耗茶，亦皆罢之（《实录》三月）。其入钱以射六务茶者，如旧制。先是天禧中，诏京师入钱八万给海州、荆南茶，入钱七万四千有奇给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并十三场茶皆直十万，所以饶裕商人[3]。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愿得之，故入钱之数厚于他州。其入钱者，听输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十三场法，又募入钱六务，而海州、荆南增为八万六千，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增为八万（《会要》三年）。
五月。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实估，度地里远近增其直，以钱一万为率，远者增至七百，给券，至京师。一切以缗钱偿之，谓之见钱法。愿得金帛若他州钱，或茶、盐、香、药之类者听（《实录》五月甲子）。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说。
李谘等新立见钱法，《实录》分载数处，今悉从本志，就正月癸巳初命官日并书之。『朝廷用其说』乃三月辛卯，今亦并书。《实录》分载有详有略，今参以《会要》，则本志所去取盖得之，不可不从也。
三月辛卯，始行淮南十三场贴射茶法。
茶法已具正月癸巳初命官时，今从本纪，特书此以表事始。
天圣二年七月壬辰，遣殿中侍御史王硕、内殿承制朱绪点检出场所积茶。初，朝廷既用李谘等贴射法，行之期年，豪商大贾不能轩轾为轻重，而论者或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争言其不便。会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滞积败坏者，请一切焚弃。』朝廷疑变法之弊，下书责计置司，令硕等行视。既而谘等条上利害，且上言：『尝遣官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率。镇戎军入粟直二万六千，定州入粟直四万五千，给茶皆直十万。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及亡本钱三之一，所得不偿。其弊在于茶与边籴相须为用，故更今法。以新、旧二法较之，乾兴元年用三税法，每券十万，茶售钱万一千至六万一千，香药、象齿售钱四万一千有奇，东南缗钱售钱八万三千，而京师实入缗钱七十五万有奇，边储刍二百五万余围，粟二百九十八万石。天圣元年用新法，二年，茶及香药，东南缗钱每给直十万，茶入实钱七万四千有奇至八万，香药、象齿人钱七万二千有奇，东南缗钱入钱十五万五百，而京师实入缗钱增一百四万有奇，边储刍增一千一百六十万余围，粟增二百一十三万余石。旧以虚估给券者，至京师为出钱售之，或折为实钱，给茶责贱，从其市估，其先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