缗，而茶商见通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只收税钱，自及数倍。即榷务出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费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时而穷，盛德之事，俟圣不惑。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准，通商之后，必亏岁计。臣按：管氏盐钱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钱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出数钱，人不厌取。景祐元年[6]，天下户千二十九万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为产茶州军，内郭乡又居五分之一，丁赋钱三十；村乡丁赋二十；不产茶州、军郭乡、村乡如前计之，又第损十钱，岁计已支缗钱四十余万，榷茶之利，凡止五十余万缗。经商收税，且以三倍旧税为率，可得一百七十余万缗。更加口赋之人，乃有二百一十余万缗。或更于收税，则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尠，所聚逾厚，比于官自榷易，驱民就刑，利病相须，炳然可察。』诏三司与详定所相度以闻，皆以为不可行。及嘉祐四年，卒行之。
是月，李谘等请罢河北入中虚估，以实钱偿刍粟。实钱、旧茶皆如天圣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师，旧必得交引铺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验，然后给钱，以是京师坐买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为奸，乃悉罢之，命商持券，径趣榷务验实，立偿之钱。初，孙奭等虽增商人入钱之数，而犹以为利薄，故竞市虚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钱者寡。县官日以侵削，京师少蓄藏。至是，谘等又请视天圣三年入钱数第损一千有奇[10]。入中增直，亦视天圣元年数加三百。诏皆许之。又诏：『前已用虚估给券者，给茶如旧，仍给景祐二年已前茶。』而谘等又言：『天圣四年，尝计陕西入中愿得茶者，每钱十万，在所给券，径赴东南，受茶十一万一千。茶商利之，争欲售陕西券，故不复入钱京师。请禁止。』并言：『商人输钱五分，余为置籍召保，期年半悉偿，失期者倍其数。』事皆施行。
输五分钱召保立限，见《实录》康定元年正月。今依本志附此。
谘等复言：『奭等变法，岁损财利，不可胜计。且以天圣九年至景祐三年较之，五年之间，河北缘边十六州军入中虚费缗钱五百六十八万。今一旦复用旧法，恐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请先期戒约。』于是帝为下诏戒敕，而县官滥费，自此少矣。
三月癸巳，复行见钱法，罢交引。壬申，榷货务给交引，以景祐二年茶、五月勒陕西入中交引并赴京师。十二月禁豪商请托。今并从本志联书之。
四年正月壬午，命侍御史知杂事姚仲孙同详定茶法。详定茶法所请自今商人对买茶，全买茶，每一百贯、六十贯、见钱四十贯，许金银折纳。从之。
五月戊申，命权三司使王博文同详定茶法。
宝元元年正月，上封者言：『自变茶法，岁辇京师银绢易刍粟于河北扰配，居民内虚，府库外困，商旅非便。』丙辰，命权御史中丞张观、侍御史程戡、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与三司别议之。
四月辛卯，命翰林学士晁宗悫、内侍押班史崇信同议茶法。
七月丁酉，详定茶法所张观等请入钱京师，以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直十万者。又视景祐三年数损之，为钱六万七千入中。河北愿售茶者又损一千，而诏又第损二千。于是入钱京师，止为钱六万五千，中河北为钱六万四千而已。
康定元年十二月，权三司使叶清臣言：『新茶法未适中，请择明习财利之臣别行课校。』上以号令数更，民听眩惑，乃诏即三司裁定，务优贩者。然亦卒无所变也。
盐法
议陕西池盐法
天圣八年八月丙戌，诏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与三司详定陕西两池盐法[8]。
十月，陕西解州、安邑两池，岁为盐百五十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九石五十斤。以席计，为六十五万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六十斤。初以给京师，及西京、南京、京东之兖、郓、曹、济、濮、单、广济，京西之滑、郑、颍、陈、汝、许、孟，陕西之河中、陕、解、虢、庆、成，河东之晋、绛、慈、隰，淮南之宿、亳[9]，河北之怀、濮、卫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南者，总府、州、军二十八，皆官役乡户衙前及民夫，谓之贴头。水陆漕运，禁人私鬻。京西之襄、邓、蔡、随、唐、金、商、房、均、郢、光化、信阳、陕西之京兆、凤翔、同、华、耀、乾、泾、原、邠、宁、仪、渭[10]、鄜、坊、丹、延、环、庆、秦、陇、阶、成、保安、镇戎，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北者，总府、州、军三十七，听商贾贩鬻，官收其算。并边秦、延、环、庆、渭、源、保安、镇戎、德顺九州军，又募人入中刍粟偿以盐。凡通商州军在西京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禁盐池，则为东盐。各有经界，防其越逸。而三京、二十八州军官自辇盐。百姓困于转输，颇受其弊。有上书言县官榷盐得利微而为害博，两池积盐为阜，其上生木合抱，数莫可校。欲通商平估以售，少宽百姓之力。乃诏盛度、王随议更制度。随与权三司使胡则画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时，官伐木造船，以给辇运，而兵民罢劳，不堪其命。今无复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