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集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艱統，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央不類傳註之穿鑿。
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統系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張而不素。
錄曰：此文公有功於繼往聖也。蓋自漢以來，儒者穿鑿附會支離，彷彿未有真知的見。若易傳詩序，無慮數千百家，而註疏專門，又皆浩博無要，求其確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無以臉於今之傳註。且一字一義，莫不理明詞順，百千萬世學者指南，與天地同其悠久者也。
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不章，先生為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埃，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南軒張公、束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有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
學者利其簡便，側僻固陋，自以為悟其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功利之私，先生力排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錄曰：此文公有功於開來學也。自夫子集群聖之大成，以為賢於堯舜。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其功豈下孟子乎。萬世學者玩其辭，求其義，終身受用，無有窮已，而不知當時極深研幾，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月不息，惟曰孳孳而不已者，當何如也。此其至弁盛德，無問賢愚大小少長貴餞，周褊懇至而莫與之為伍也。
南軒先生張拭生有異質，穎悟夙成。父忠獻公教以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遊胡仁仲之門。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深切之旨告之，退而思之，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胡公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自警策。所造既深，猶未敢自足，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然後昔之所，造愈精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
其於天下之理，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庾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凡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役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之也。其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問，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常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至哉！言也。
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錄曰：自義利之說不明，而人心之害孔棘，其禍至於夷狄其人，丘陵其墟，係縲其君臣，蕩覆其社稷，不但戰國其時而已也。至其末也，以便安為上策，和議為得計，甘心事仇，降志左衽，又不但管商其君而已也。當時朝庭之上，君臣之問，豈皆喪心病狂之徒。而敬夫父子爭之益力，為之愈奮。苟非真有見於天理之當然，而非人欲之私偽，安在其勇往而不顧哉。此其義利之辯，身體而力察之，初非托諸空言，以欺於世而已矣。
真西山先生德秀，時學禁益嚴，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修《讀書記》，以性命者義理之源，故以為首。性之發為情，而心則統乎性情，三者一編之綱領也。其目，則仁義禮智信者，天命之性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者，率性之道也。人所共由之謂道，得之於己之謂德，其實非有二也。故繼之曰中，曰一，曰極，曰誠，皆道也。而異其名。故又繼之士之求道，將何所始。敬者，學之本根。故列于首次曰師道，曰教法，曰聖人。
而辯君子小人之分，與吾道異端之別，皆大學之事。故又次之陰陽造化之理，其略已見性命篇，未備者復以終焉。其《衍義》一書，以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君臣之法。此書所陳，實百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近世大儒嘗為章句，或問以折其義，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邇，以待方來之事，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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