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相述师，如图缯剪锦，饰画虽严，割强先露。”
谢榛曰：“近体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诗有造物，一句不工则一篇不纯，是造物不完也。”又曰：“七言绝句，盛唐诸公用韵最严。盛唐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暇雕饰，或命意得句，以韵发端，混成无迹。宋人专重转合，刻意精炼，或难於起句，借用旁韵，牵强成章。”又曰：“作诗繁简，各有其宜，譬诸众星丽天，孤霞捧日，无不可观。”
皇甫氵方曰：“或谓诗不应苦思，苦思则丧其天真，殆不然。方其收视反听，研精殚思，寸心几呕，修髯尽枯，深湛守默，鬼神将通之。”又曰：“语欲妥贴，故字必推敲。一字之瑕，足以为砧；片语之类，并弃其馀。”
何良俊云：“六义者，既无意象可寻，复非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则寄在冥漠；求之於远，则不下带衽。”
语文，则颜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於《书》者也；序述论议，生於《易》者也；歌咏赋颂，生於《诗》者也；祭祀哀诔，生於《礼》者也；书春天箴铭，生於《春秋》者也。”
韩愈曰：“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然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又曰：“和平之声淡薄，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
柳宗元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情，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参之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
苏轼曰：“吾文如万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於所当行，止於所不得不止耳。”
陈师道曰：“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搏物激，然後尽天下之变。子云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李涂云：“庄子善用虚，以其虚虚天下之实。太史公善用实，以其实实天下之虚。”又曰：“《庄子》者，《易》之变。《离骚》者，《诗》之变。《史记》者，《春秋》之变。”
李攀龙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总论，则魏文帝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张茂先曰：“读之者尽而有馀，久而更新。”
陆士衡曰：“其始也，收视反听，耽思旁迅，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精而弥宣，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嗽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进。”又曰：“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又曰：“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
殷曰：“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有野体、鄙体、俗体，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
柳晚曰：“善为文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直与气雄，精则气生，使五采并用，而气行於其中。”
姜夔云：“雕刻伤气，敷演伤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过也；拙而无委曲，不敷演之过也。”又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
何景明曰：“文靡於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韩。诗溺於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於谢。”
已上诸家语，虽深浅不同，或志在扬扌乞，或寄切诲诱，撷而观之，其於艺文思过半矣。
四言诗须本《风雅》，间及韦、曹，然勿相杂也。世有白首铅椠，以训故求之，不解作诗坛赤帜。亦有专习潘陆，忘其鼻祖。要之，皆日用不知者。
拟古乐府，如《郊祀房中》，须极古雅，发以峭峻。《铙歌》诸曲，勿便可解，勿遂不可解，须斟酌浅深质文之间。汉魏之辞，务寻古色。《相和瑟曲》诸小调，系北朝者，勿使胜质；齐梁以後，勿使胜文。近事毋俗，近情毋纤。拙不露态，巧不露痕。宁近无远，宁朴无虚。有分格，有来委，有实境，一涉议论，便是鬼道。
古乐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时先诗而後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於诗，音尽於曲。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又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韦’、‘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这後，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其语乐府体甚详，聊志之。
世人《选》体，往往谈西京建安，便薄陶谢，此似晓不晓者。毋论彼时诸公，即齐梁纤调，李杜变风，亦自可采，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诗以专诣为境，以饶美为材，师匠宜高，捃拾宜博。
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专习凝领之久，神与境会，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岐级可寻，无色声可指。三谢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极，妙亦自然。
七言歌行，靡非乐府，然至唐始畅。其发也，如千钧之弩，一举透革。纵之则文漪落霞，舒卷绚烂。一入促节，则凄风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