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和代表作品进行评论，所以中国早期的文学评论就是诗文评。中国的目录学，于集部中特设诗文评一类，《文心雕龙》即是列为诗文评类之首的。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什么民族特点，它首先是以诗文评为主，其中的文这一大类并不限于文学作品，而是包括了大量的不具形象的应用文字的。中国早期的文学理论是从诗文中总结出来的，小说戏曲比较后起。从《诗经》时代起，诗歌就是和音乐不可分割的。魏晋以来，书法、绘画比较发达，表现在《文心雕龙》中不仅有对于音乐的评论，也把书法、绘画等艺术理论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理论中来。《文心雕龙》研究文采的美，因而以「雕镂龙文」为喻，从现代的角度看起来，《文心雕龙》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属于美学范畴。然而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毕竟不同于西方的文艺理论。西方文艺理论的鼻祖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其中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史诗和戏剧，因而一开头就离不开人物形象。罗马时代讲究演说，西方的古典文学理论和修辞学，有一部分是从演说术中总结出来的。我们今天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心雕龙》，不能不和西方的美学对照，却不能生硬地用西方的文艺理论和名词概念来套。我们要象清朝的汉学家研究经书那样，对于《文心雕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利用校勘学、训诂学的方法，弄清它的含义；对于其中每一个典故都要弄清它的来源，弄清刘勰是怎样运用自如的；并且根据六朝的具体环境和时代思潮，判明它应该指的是什么。这样对于《
文心雕龙》的理解纔有比较可靠的基础。同时，我们不仅从微观的角度来研究，也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不能仅限于字句的理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近些年来，《文心雕龙》已成显学，研究论文层见迭出，大量涌现，出版的注释、翻译、专门论著以及介绍《文心雕龙》的通俗读物也不在少数。研究人员各抒己见，真正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有的意见分歧，已经达到了针锋相对的程度。问题愈辩而愈明，从发展学术来说，这自然是好事。但是有些文章和论著，对同一问题的解说，往往各执一辞；有的甚至把自己的看法强加在刘勰身上，多空论而少实证。笔者写这部书的方法，是要把《文心雕龙》的每字每句，以及各篇中引用的出处和典故，都详细研究，以探索其中句义的来源。上自经传子史，以至汉晋以来文论，凡是有关的，大都详加搜考。其次是参照本书各篇，展转互证。再其次是引用刘勰同时人的见解，以比较论点的异同。再就是比附唐宋以后文评诗话，以为参证之资。对于近人和当代学者的解释，也择善而从，间有驳正。从已经发表的各家注解和译文来看，对原文的理解出入很大，有许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文心雕龙》现存最早的板刻是元至正刊本，其中错简很多，不宜作为底本。原著经过明人校订，到清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简称「黄注」）出，会粹各家校语和注释，成为一部最通行的刊本。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简称「范注」）就是以黄注本为底本，而又附录了铃木虎雄、赵万里、孙蜀丞诸家校语的。抗日战争发生后，杨明照在郭绍虞、张孟劬指导下，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写出毕业论文《文心雕龙研究》，一九五八年删订出版，取名为《文心雕龙校注》。王利器在这部书稿的基础上，于校勘方面加以扩大，写成《文心雕龙新书》，一九八○年修订出版，改名《文心雕龙校证》（简称「校证」）。杨明照又增订了原书，取名为《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简称「校注」），于一九八二年出版。杨王二家所校各本，笔者大都进行复核，写成《文心雕龙板本叙录》，列于本书卷首。本书原文即以《校证》为底本。于覆校有异文时，特为标出，间或校改其明显讹字。《校证》、《校注》二书所列各本校语，用词不尽一致，例如《校注》所称弘治本，《校证》称为冯本，因其与冯舒校本（亦称「冯校」）易于混淆，还是称弘治本为妥。此外梅本有初刻与第六次校定本之异，《校证》分别称为「梅本」与「梅六次本」，《校注》则称为「万历梅本」和「天启梅本」，其实是一样的。《文心雕龙训故》，《校证》称为王惟俭本，《校注》则称为「训故本」，也是一样的。在此特加说明，以资识别。《校证》、《校注》所作校语，本书并未全部罗列，惟在《校证》对黄注本进行校改的地方，则一一引录。杨王二家间有失校处，则予以补充。二家校语与原本不符时，也予指正。对范、杨、王以及各家校语有不同意见时，则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有时也两存其说。校语往往牵涉文义，单独标出，易与注解割裂，故一律列入义证之中，不别出校记。
本书带有会注性质。《文心雕龙》最早的宋辛处信注已经失传。王应麟《玉海》、《困学纪闻》中所引《文心雕龙》原文附有注解。虽然这些注解非常简略，本书也予以引录，以征见宋人旧注的面貌。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大多采录明梅庆生《文心雕龙音注》（简称「梅注」）、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简称「训故」）。明人注本目前比较难得，王惟俭《训故》尤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