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有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广弘明集》二十三）然《洛阳伽蓝记城东》篇载隐士赵逸之言曰：「生时中庸之人尔，及死也，碑文墓志必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词损实。」
《春觉斋论文流别论》五：「大抵碑版文字，造语必纯古，结响必坚骞，赋色必雅朴；往往宜长句者，必节为短句，不多用虚字，则句句落纸，始见凝重。」
范注：「陆机《文赋》云：『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纪评：『碑非文名，误始陆平原。』案彦和不以碑为文体，观『其序则传，其文则铭』；『碑实铭器，铭实碑文』数语，义至明显。」
〔八〕 《校证》：「『先』原作『光』，徐、梅俱云：『当作先。』案唐写本正作『先』，今据改。」范注：「『因器立名，事先于诔。』谓刻石纪功，可用于生人，而诔则必用于死亡之后也。」《注订》：「按『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入铭之域，同诔之区』，由彦和此言，知碑之立名，孕于铭诔而生焉。所谓『因器立名』者是也。」
〔九〕 《校注》：「『石』，唐写本作『器』，《御览》引同。按『器』字是。《铭箴》篇：『铭题于器。』即其义也。」
〔一○〕《校证》：「『亡』原作『己』，据唐写本、《御览》、徐校本校正。」
《左庵文论》：「古代勒铭于铜器，后世始易为刻石，碑者刻石之通称，铭者刻文之常体，故谓『碑实铭器，铭实碑文』也。又彦和以『勒石赞勋』及『树碑述己』为铭诔之区划，用意亦欠明晰。盖碑铭不限于赞勋，或纪功以昭遗爱，或表墓以彰景行，树石勒铭，用兼生死。推彦和之意，惟以纪功者为铭，而以表墓者同诔。实则自汉以后，墓碑之体，显与诔殊：一则纯以死者为主，一则兼抒作者之悲。述德陈哀，宜别人我。混而同之，转兹迷惘矣。」其实刘勰并没有把诔、碑二体「混而同之」，只是说「树碑述亡者」和诔属于一类，「勒石赞勋者」和铭属于一类。
又：「碑之源流──古者竖石庙庭之中央，谓之碑，所以丽牲，或识日景引阴阳也。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见《仪礼聘礼》郑注）。三代以上，铭皆勒于铜器，刻石者甚少。石鼓之时代，为姬周抑为宇文周，聚讼迄未能决（详见王厚《后斋碑录》）。故三代有无刻石，尚属疑问。然则竖石盖为碑之本义，刻铭则其后起义也。树碑之风，汉始盛行，而东都尤甚。惟乃刻石之总名，而非文体之专称。自其体制言，则有墓碑（此体最多，蔡中郎《郭有道碑序》云「树碑表墓，昭铭景行」，又《汝南周勰碑序》亦云「建碑勒铭」，实铭体也），有祠堂碑（如《梁相孔聃神祠碑》，见《隶释》五），有神庙碑（如《西岳华山庙碑》，见《隶释》二，《三公山碑》、《
石神君碑》，均见《隶释》三，《尧庙碑》，见《隶释》一），有杂碑（如《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见《隶释》四），有纪功碑（如《
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见《金石萃编》卷七）。自其文体言，则有铭（此体最多，如《周憬功勋铭》，见《隶释》四，普通汉碑多有「乃作铭曰」四字），有颂（如《西狭颂》，见《隶释》四），有叙（如《张公神碑》，见《隶释》三），有记（如《高朕修周公礼殿记》，见《隶释》一），有诔（如《堂邑令房凤碑》，见《隶释》九），有诗（如《费凤别碑》，见《隶释》九）。有铭后附以乱者（如《
巴郡太守樊敏碑》，见《隶释》十一），有有韵者（普通皆然），有无韵者（如《修周公礼殿记》，《三公山碑》，《冯绲碑》，见《隶释》卷七）：盖凡刻石皆可谓之碑，而非文章之一体，与铭箴颂赞之类不同。准是以言，则蔡邕石经及孔庙之官文书，虽非文章，而既刻于石，亦得称碑，惟以铭体居十之六七，故汉人或统称碑铭，碑谓刻石，铭则文体也。后世或以序文为碑，有韵之文为铭；或以有韵之文为碑铭，无韵或四六之文为碑；皆不知碑为刻石之义也。又刻于阙者谓之阙铭（如《嵩岳太室石阙铭》，见《隶释》四），以非竖立神道中央，故亦不得称碑。至于墓表之名，汉人间亦用之，但就华表之石而名，体与墓碑无别。唐代以有铭者为碑，无铭者为墓表；后世又以大官称神道碑，小官称墓表（潘昂霄《金石例》卷一，黄宗羲《金石要例》，皆曰三品以上神道碑，三品以下墓表）：此皆近代不通之制度，实则汉人之墓表皆有韵，亦无官秩大小之别也。」
又：「墓志铭──自裴松之奏禁私立墓碑，而后有墓志一体。观汉魏刻石之出土者，并无墓志，亦足证此体之始于六朝也。墓志一体，原为不能立碑者而设，而风尚所趋，即本可立碑或帝王后妃之已有哀策者，亦并兼有之。《南史》中此类例证，不一而足，盖变例也。后世于墓志之外，复有墓碣、墓表，亦自此体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