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洞者，数以千计，可知寺宇虽残，犹为礼拜之地。故余于此地，就画壁造像，深加敬护，除照影绘图外，不敢有所希冀，恐伤人民之情也。
余于五月二十日，复至敦煌，拟为小住之计。盖二月以前已略闻，道士于二年前修理寺宇发见古代写本之事，此种宝物，置于古室，守卫颇固。余为求书计，不能不徐图之也。
道士为人颇奇妙，可喜彼不知所保守者何物，又对神与人均有戒心。余初与之交涉，甚为棘手，事之颠末，兹不必言；但其成功，除翻译蒋师爷（编者按名孝琬）之秘策外，余之支那大护法圣人元奘法师，实为余牙人焉，余此行颇类元奘，又甚敬元奘人颇知之。道士虽不知佛教事，然其敬之也与余同，特其所以敬之之道异耳！虽荒唐之西游记，视元奘为神人者，其说不见于《大唐西域记》，然此与余事，何关系乎？当道士以石室者一本示余也，乃汉文佛经一卷，首署大唐三藏法师元奘译。道士与蒋君皆惊其异，蒋君遂言此室之开，得非元奘之灵，留以俟其自印度来之弟子乎？道士然之。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三）
道士既闻此说，始敢启大门招余入。余等入门，经前广道，遂入石室。室外故有画壁，壁裂而室见，室中暗甚。余从道士油灯光中，见卷帙成堆，自地上起，高约十英尺。后精计之，其容积殆近五百立方英尺。顾在室中，不能阅览一物。道士乃手持数卷，导余至廊下之屋，使余疾览之。余下帷审阅，以免人探伺，不觉惊喜之交集也。
所有卷轴，大抵汉文写经，高约一尺，卷束甚厚。虽完好如故，然观其纸墨形制，古可知也。每展一卷，恒在十英码左右，故求其所记时代，甚为烦难。后于汉文大经卷背面，发见印度婆罗谜草书Indian Brahmi Soript，积疑始释，足证写经之时，中亚细亚佛教徒中，尚知梵文，此为稍古之事矣！一切写本，依然初藏时之形状，且无几微湿气，盖保藏古物，固未有愈沙漠中之石室者也。
余于开一大包裹时，尤惊此地保藏之善。其包裹以粗棉布为之，中藏种种绢画纸画幡，盖锦缯刺绣之供献物，不可胜计。其画绢画布，盖寺中之旌旗，卷藏甚谨，及展视之，皆为诸佛菩萨像。或纯用印度画法，或以印度画为本，而参以中国画。佛像之下，画礼拜者，其服犹昔时桑门之服也。后蒋君发见供献簿果，证为第九、第十两世纪之物。作画之绢，薄而透明，精细无匹故。其大至五六英尺者，摺久痕深，开视颇险，当时亦无馀晷，以细加研究。余之所注意者，惟在利用何策，可使古画脱此危地，而免守者之伤损。后见道士观此唐代遗物不足贵，心乃大慰。又不敢大加审谛，恐其以余为酷嗜之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四）
此殆由道士不重绘画，或故以此为饵，使余之耳目不能专注于汉文整卷，故特于其所谓废物之中，多出杂束以示余。然余实深谢道士之殷勤也。余于第一包裹内，已发见中国吐蕃文中，有印度草书叶甚多，所谓中亚细亚婆罗谜文也。此种书叶，由其形制观之，均属于六种不同写本，或甚繁多，亦有完全者。以余所见，此体梵文及突厥斯丹宗教文字，其完全及精好，未有能及之者。故余与蒋君，终日于汉文、藏文、汉梵对译文束中拾取此种残叶，道士虽以取携为劳，然甚轻视此，故心颇慰矣。
后数日间所为之事与所见之物，不暇殚述。有一大束充以杂书画布及种种纸叶，其最可贵者为贝叶梵文大书，此明为北印度佛教律藏中之物，书之材料，示其来自印度，且世界所有梵文写本，未有古于是者。吐蕃文书，有卷子本，有扑叙斯Pothis本，书亦甚多，且除南方书籍外，尚有他书，盖突厥斯丹东部之回鹘国，至第十世纪尚存，其时佛教盛行国中，一时或曾据敦煌之地，故回鹘文写本多至数大束。又摩尼教经之以开突厥文Kok-turki及叙利亚文Syriac书者，亦见于此云。
汉文残纸片，骤视之若稍不足珍，然实有古物学上之价值。其中杂记如书札寺历等，充斥于道士所谓废纸中，此不独足以知第九第十两世纪中此间寺院之制度，由其所载年月，亦足证石室之闭，在耶稣纪元千年以后也。其封闭之故，实惧兵祸，然先是此室必为寺中储藏故物之所，故当封闭之时，其物固已古矣。余一年以后，复检所得汉文书卷，其所纪年月，有在纪元第三世纪者，然定其最古写本始于何时，尚须假以岁月之研究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五）
余以多日之劳，速检室顶之丛残卷束，而选写本图画，及他古物之特异者，乃开汉文写本卷轴之大匮。虽道士之心，已为贿赂所易，然颇有难色。又清理全室之事，虽胆壮者犹为寒心，况以彼之怯懦乎？然清理之未果，于室下得画绢若干束，又于汉文卷中得中亚细亚婆罗谜文，及他文写本等。此处寺宇，本道士所重修，故寺中所有各物，悉为彼有。而交易之道，则余以自由捐助之名义，施诸寺宇；所取诸物，亦以假归细阅之美名，携至余处，初无一人知者。
购取之事，多出蒋君之力，至其不为人所指目，则又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