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艰，行之惟艰。”高宗旧学於甘盘，久劳於外，岂不学者哉？未试於事，则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於古训乃有获。”说虽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闻而实之以建事，则所谓学古训者，非徒诵说，亦可见矣。夫治教一而官师未分，求知易而实行已难矣；何况官师分，而学者所肄，皆为前人陈迹哉？夫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思亦学者之事也，而别思於学，若谓思不可以言学者，盖谓必习於事，而後可以言学，此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学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禀，而不能无敝耳。刘歆所谓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其失而为某事之弊。夫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为某家之学，则官守失传，而各以思之所至，自为流别也。失为某事之弊，则极思而未习於事，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学出於一，所谓学者，皆言人之功也。统言之，十年曰幼学，是也。析言之，则十三学乐，二十学礼，是也。国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则曰乡学国学，学则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学属乎人，而区为品诣之名者。官师分而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学始因人品诣以名矣，所谓某甲家之学，某乙家之学，是也。学因人而异名，学斯舛矣。是非行之过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过也。故夫子言学思偏废之弊，即继之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夫异端之起，皆思之过，而不习於事者也。
○原学下
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於学而不思；盖官师分而学不同於古人也。後王以谓儒术不可废，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设科取士，以为诵法先王者劝焉。盖其始也，以利禄劝儒术，而其究也，以儒术徇利禄，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硕师，由此辈出，则亦不可谓非朝廷风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无所歆而动，既已为之，则思力致其实，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学校科举，奔走千百才俊，岂无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远，不能学古人之所学，则既以诵习儒业，即为学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难，势亦倍於古人，故於专门攻习儒业者，苟果有以自见，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几，吾无责焉耳。学博者长於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於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於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於气数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於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开者虽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
○博约上
沈枫墀以书问学，自愧通人广坐，不能与之问答。余报之以学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货殖，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粟菽，藏药饵者，不必与闻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阙於衣材，售药而或欠於方剂，则不可也。或曰：此即苏子瞻之教人读《汉书》法也，今学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则谬以千里矣。或问苏君曰：“公之博赡，亦可学乎？”苏君曰：“可，吾尝读《汉书》矣，凡数过而尽之。如兵、农、礼、乐，每过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贯彻。”因取譬於市货，意谓货出无穷，而操贾有尽，不可不知所择云尔。学者多诵苏氏之言，以为良法，不知此特寻常摘句，如近人之纂类策括者尔。问者但求博赡，固无深意。苏氏答之，亦不过经生决科之业，今人稍留意於应举业者，多能为之，未可进言於学问也。而学者以为良法，则知学者鲜矣。夫学必有所专，苏氏之意，将以班书为学欤？则终身不能竟其业也，岂数过可得而尽乎？将以所求之礼、乐、兵、农为学欤？则每类各有高深，又岂一过所能尽一类哉？就苏氏之所喻，比於操贾求货，则每过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药饵，以次类求矣。如欲求而尽其类欤？虽陶朱、猗顿之富，莫能给其贾也。如约略其贾，而每种姑少收之，则是一无所成其居积也。苏氏之言，进退皆无所据，而今学者方奔走苏氏之不暇，则以苏氏之言，以求学问则不足，以务举业则有馀也。举业比户皆知诵习，未有能如苏氏之所为者，偶一见之，则固矫矫流俗之中，人亦相与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谓是学问，非举业也，而不知其非也。苏氏之学，出於纵横。其所长者，揣摩世务，切实近於有用，而所凭以发挥者，乃策论也。策对必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