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真是《六经》鼓吹。”
又曰：“李贺骨劲而神秀，在中唐最高深浑厚有气格，奇不入诞，丽不入纤。虽与温、李并称西昆，温、李纤丽而长于近体，七言古效长吉，全不得神。”黄公此言，高识过人远矣。
又曰：“《品汇》以张、王并列，极当。张籍善为哀婉之音，有娇弦玉指之态。仲初妙在不含蓄，有晓钟残角之音。人但言仲初《宫词》，如食熊而取脑也。司马律不佳，排律尤劣，方回亦以为一体，列之为式，陋矣！”
又曰：“元、白诗不高，论诗却高。微之《少陵墓志》、《叙诗与乐天书》，乐天《与元九书》，深得六义之解。白实清绮之才，乐府杂律诗极多可观，而受病有二：一务多，一强学少陵。率尔下笔，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选白诗者从无精识，喜恬淡则兼收鄙俚，尚气骨则并削风藻。”
又曰：“诗至元、白，又一大变矣。两人虽并称而却有不同：选语之工，白不如元；波澜之阔，元不如白。白于苍莽中时存古调，元精工处亦杂新声。微之自是轻艳之才，排律动数十韵，虽有秀句，牵凑亦多；惟乐府多佳作。”
又曰：“李绅以歌行自负，乐天亦称之。今不可见，惟留《追昔游集》耳。其诗颇有体格，少以《悯农》诗为吕温所赏，二绝盛传，吕之赏鉴不谬。沈下贤集不传，宋人取稗史梦中诗成集，可笑。”
又曰：“贾岛诗最佳者，终以卷首《古意》为尤。五言诗实为清绝，有孟襄阳不能过者。其句多是深思静会得之。阆仙有精思而无快笔，往往意工于词。而好用倒句，又是一病。效贾体者多专意中联，忽略首尾，故人都少之。《纪事》谓‘阆仙变格入僻，以矫元、白’。愚谓元、白之体，己自讳之，亦何足矫。当矫者，鄙俚率直也。贾古诗此病亦多。‘郊寒岛瘦，元轻白俗’，病总在乎俗。酸陋亦是俗。元、白有袒裼裸裎之容，阆仙有囚首垢面之状。好色而淫，怨诽而乱，均伤大雅。”
又曰：“姚合之‘武帝自知身不死，教修玉殿号长生’，觉顾况之‘岂知今夜长生殿，独闭空山月影寒’，味索然矣！”乔曰：“诗固贵意，而意犹不足以尽诗。姚、顾同是唐人，诗意又同，而相去甚远，词为之也。”
又曰：“秘书与阆仙善，兼效其体。古诗气格近之，而无其酸。近体如‘酒熟听琴酌，诗成削树题’，‘过门无马迹，满宅是蝉声’，‘看月嫌松密，垂纶爱水深’，‘弄日莺狂语，迎风蝶倒飞’，皆甚新警，为宋人所尊。”
又曰：“朱庆馀不解古诗，近体惟工绝句。如《公子行》：‘从结客冶游时，忘却红楼薄暮期。醉上黄金堤上去，马鞭捎断绿杨丝。’末句应次句，写匆匆归景，颊上添毫。”
又曰：“高贺诗清刻，恨不脱僧气。章孝标与其子碣诗格俱卑，碣尤力弱。”
又曰：“张祜宫体诸诗皆浅淡，惟《金山寺》诗，自以为敌綦毋潜《灵隐寺禅院诗》。余谓可敌王湾《北固》诗。”
又曰：“杜牧诗惟绝句最多风调，馀不能。然《杜秋娘诗》至‘我昨过金陵，闻之为欷’，诗意已足，以後引夏姬、西子等，则十纸难竟。又有‘指何为而捉’等，是岂雅人深致？不及《琵琶行》多矣。其七言律亦极有佳致。李群玉《梅花》诗云：‘玉鳞寂寂飞斜月，素艳亭亭对夕阳。’高秉编入古诗，殊谬，当仍原有集作排律耳。《诗品》、《品汇》皆作‘素手’，余意其不切梅。本集作‘素艳’，‘艳’字韵不高而稳。文山在晚唐不染轻靡僻涩之习，五古有素风，少警拔。其于温、李不为，亦不能也。”
又曰：“飞卿之才，能瑰丽而不能澹远，能尖新而不能雅正，能矜饰而不能自然，其警慧处，殊不易得。顾华玉极口诋之，如苎萝之女，使之负薪矣。七古句雕字琢，腴而实枯，远而实近，然亦秀色可餐。应对之才，不必责之理也。五言律尤多警句，七言律实自动人。温之与李，互有高下。飞卿‘十幅锦帆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极力描写豪奢，不及义山‘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而‘地下若逢陈後主，岂宜重问《後庭花》’，不及飞卿‘後主荒宫有晓莺，飞来只隔西江水’之含蓄。”乔谓义山诗思深而大，温断不及。而温之“钓渚别来应更好，春风还为起微波”，宁不淡远？大抵古人难以一语断尽。
又曰：“飞卿子宪集不传，《杏花》诗流传人口：‘店香风起夜，村白雨休朝。’殊有凤毛。宪登第後诉父屈曰：‘峨眉先妒，明妃为去国之人；猿臂自伤，李广乃不侯之将。’此事差慰人意。李未闻有贤子。”乔曰：“乐天极爱义山诗，谓之曰：‘吾死当为尔子。’义山因名其子为白老，然无乐天一字也。观此，可知张承吉事成于气激，固怜于才者也。余每读‘明妃’、‘李广’句，必为泣下。叙述感动千载後人，知将门有将矣。顾东桥颇有佳句，功力不深，自居盛唐，故讪飞卿。毁人可以自成，为李、杜也易矣！”
又曰：“义山绮才艳骨，作古诗乃学少陵，颇能质朴，而终有‘镜好鸾空舞，帘疏燕误飞’等语。《韩碑》诗亦甚肖韩，得《石鼓歌》气概，造语更胜之。”乔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