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此首明言欧、梅甫能复古，而元苏、黄诸人次第变古，学元者，废金陵犹可，废欧、梅则必不可。而石洲以为“‘回’字乃坡公‘平格力未全回’之‘回’，何尝有人讳学金陵，何尝有人欲废欧、梅？此可得文章风会气脉”。凡石洲所解，皆与遗山本诗义理迥不入，脉络绝不贯，不知何以下笔？盖既为偏好苏诗所蔽，而又不敢贬遗山，故於无可解说处，亦强为傅会，遂使人览之茫然耳。且遗山贬苏如此，而石洲犹以为“程学盛於南，苏学盛於北”，屡屡举此语以教人，古人有知，岂不为遗山所笑！且石洲於苏诗，亦未得其奥也。苏之名作甚多，而石洲举“河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二语，谓足尽全集之妙。此非论诗，直表章禅学矣。又举“始知真放本精微”一语，谓可作全集总评，亦禅机而已矣。“浮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前辈多赏之。石洲恐落窠臼，独赏其结句“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为言外有神，殆故作奇论，自建一帜耳。昔渔洋谓东坡七律不可学，石洲斥其非通论，是言各体均宜学也。此一家之言，果可示後生耶！其他泛论群家，亦多可拟。如谓太白七律不工，是不识太白。谓白乐天为似陶，沿遗山“陶为唐之白乐天”语，不知陶乃达人天机，白乃家人琐语，高简平铺，绝不相侔也。又谓《长恨歌》“独出冠时，所以为豪杰。後来欲复古者，实强作解事。”夫以《长恨歌》之冶荡纤弱，合与歌伎读者，而目为“豪杰”，自流滥於此，遂可以人之复古为多事耶？又谓“小杜‘自说江湖不归去，阻风中酒过年年’，‘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落花风’，开、宝後百馀年无人道得，五代、南北宋以後，更不能矣”。小杜二诗，洵晚唐佳语，何推尊至此！又谓长吉乃天地奇彩，直接《骚赋》，下视东野，如蚓窍苍蝇。弥颠倒不惬人意。又谓茶山诗优於放翁，後山诗无可味处。盖茶山清转处，约略似苏；喜苏之快辩，自不知陈之郁啬也。总之矫七子学唐太似之病，必然师法苏、黄。此论竹已及之，石洲亦引之而故蹈之，为偏好所蔽耳。虽诗教广大，各明一义，亦无不可，然心目之间，必能洞澈源流，乃可抑扬前哲。若自甘偏霸，遂斥中声，震其大名，从之而靡，不能不为所累也。夫以苏之豪於诗，而倡言学之者犹足累人，况降於此者哉！论诗者诚不可不慎於言矣。
苏颍滨谓坡“律诗最戒属对偏枯，不容一句不善；古诗用韵，必须偶数”。此皆坡诗极琐处，何必举以示人？又谓“鲁直诗胜圣俞”，亦不然。梅诗已造平澹，论其品实出黄上。又谓“读书当学为文，馀事作诗人耳。”夫文、诗皆末也，何有轩轾？且语本退之，亦非退之意。然言“凡为诗文不必多，古人无许多也”，“张十二《病後诗》一卷，颇得陶元亮体。但余观古人为文，各自用其才耳，专模仿一人，舍己徇人，未必贵也”。此二则实有心得，可以垂训後来。
刘梦得“西春水纹生”句，晏同叔谓作生熟之“生”解乃健。予思之不得其义，殆宋人炼字之法，力求峭健，多拗曲而不明，并以此忖度唐贤欤？赵昌父谓“古人以学为诗，今人以诗为学”。炼字之法传，即“以诗为学”之一端也。
葛稚川曰：“古诗刺过矢，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剀切之论也。顾使後代为诗必刺过失，则大将干诽谤之咎，小亦招轻薄之讥，非忠厚明哲之士所肯为也。然葛氏所谓“纯虚誉”者，独不可耻乎？使葛氏见唐人纷纷祈请之作，更不知若何太息矣！
学诗当先求六义，唐以前比兴多，宋以来赋多，故韵味迥殊。
杨诚斋爱讲翻案法，称东坡“与君盖亦不须倾”，“有鞭不使安用蒲”，“何须更待秋井塌，见人白骨方衔杯”诸句，以为诗法。不知此只小巧本事，坡诗生气喷涌，可重雅不在此。然诚斋尝言“古人之诗，天也，今人之诗，人焉而已”。此二语包孕千古，不似讲翻案法者。
苏、黄并称，其实相反。苏豪宕纵横而伤於率易，黄劲直沈著而苦於生疏。朱子云“黄诗费安排”，良然。然黄之深入处，苏亦不能到也。
《学斋占毕》云：“鲁直次东坡韵曰：‘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其尊坡公，可谓至矣，而实不然。其深意乃自负，而讽坡诗之不入律也。曹、郐虽小，尚有四篇诗入《国风》；楚虽大国，而《三百篇》绝无取焉，至屈原而始以《骚》称，为变风矣。鲁直又尝谓坡‘以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信斯证也。”予谓此说鲁直不甚服坡诗可也，谓其曹、郐、楚之喻，暗含讥刺，殊失朋友忠直之道，似与鲁直为人不类。盖曹、郐、楚云云，自就诗之气象言耳。谓以此自负而刺坡，则《楚骚》亦不易到，而鲁直平时之诗，岂真能与《国风》抗衡，而敢以之自负哉！以晚近文人相轻之心，测度古贤，予不以为然。
郊、岛并称，岛非郊匹。人谓寒瘦，郊并不寒也。如“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论诗至此，胚胎造化矣，寒乎哉？东坡云：“要当斗僧清，未足当豪。”不足令东野心服。遗山云：“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