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变，情之正也。新宁高氏列为大家，具有特识。”按李于鳞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盖言唐人之五古，与汉、魏、六朝别也。王元美遂谓“杜长篇曼衍拖沓，於《选》体殊不类”。又谓“五言《选》体，太白以气为主，子美以意为主。太白多露语率语，子美多稚语累语，置之陶、谢间，便觉不伦，乃欲使之夺曹氏父子耶？”王贻上亦以于鳞、元美为定论，而谓“五言古诗，杜甫沈郁，多出变调”。愚皆以为不然。李之《古风六十首》，直追正始以前，其才力更在射洪、曲江而上，昔人既以复古许之，不待言矣。杜之短篇，有建安气骨者，昔人屡言之，今亦不缕述。即以杜之长篇论，《北征》一作，谓与《风》、《雅》相表里可也，况汉以下乎？《奉先咏怀》一作，非即蔡文姬《悲愤》之规模，而又超出其上者乎？且《焦仲卿诗》、《赠白马王彪》诗，或千馀字，或四五百字，皆非寥寥短章，故胡氏应麟谓“杜之长篇叙事，有汉人遗意”。乃于鳞、元美、贻上等，第以《选》体之清婉简净者号为古诗，而忘汉、魏诗之荦荦大者，遂觉杜公之恢闳崛聿，创此变调耳。确士亦不敢定为汉、魏以来之正体，而特尊之曰“诗之变，情之正”，此与高廷礼不敢目为“正宗”，而别以“大家”尊之，同一迁就调停之见，而不自知其眼光纤仄也。且天下文章有非“正宗”而足为“大家”者耶？名目琐碎，而无理解，徒成笑柄耳，确士以为特识何哉？至统李、杜之全集以观，露语率语，稚语累语，诚间有之。然径谓其五古病率坐此，不足以争衡陶、谢，更不敢望曹氏门庭，立论之果敢而无忌，莫此为甚矣。况杜之似《选》体者正复不少，概谓变调，杜亦不受也。夫于鳞、元美、贻上、确士，皆诗家之铮铮者，而议论之沿讹习谬乃如此，此无他，徒就成见以立言，而蔽於所不见也。是故特识未易自许，亦未易推人也。
胡氏应麟曰：“七言古，初唐以才藻胜，盛唐以风神胜，李、杜以气概胜，而才藻风神称之，加以变化灵异，遂成大家。”又曰：“李、杜歌行，虽宕逸沈郁不同，然皆才大气雄，非子建、渊明判不相入者比。”又曰：“李、杜之才，不尽於古诗，而尽於歌行”。又曰：“李、杜歌行，廓汉、魏而大之而古质不及。”按胡氏论七言古，以李、杜并称大家，颇有见地，不似渔洋论七言古诗，独推老杜横绝古今，同时大匠，无能抗行，而以太白与嘉州并称也。然李、杜分别处，言之尚不详覈。予考州云：“李、杜歌行之妙，冠於盛唐，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欷欲绝者，子美也。”确士云：“七言古诗，李供奉鞭挞海岳，驱走风霆，非人力可及，为一体。杜工部沈雄激壮，奔放险幻，如万宝杂陈，千军竞逐，天地浑奥之气，至此尽泄，为一体。”分论两家，各肖其妙，较胡氏为胜。虽胡氏亦尝分别李、杜之歌行，曰：“阖辟纵横，变幻超忽，歌也；位置森严，筋脉联络，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此又不免强别歌行以状李、杜耳。且胡氏谓“李、杜才不尽於古诗，而尽於歌行”，尤不然。诗各有体，体各有才，才各宜尽，谓“李、杜之才不尽於古诗”，将子建、渊明歌行绝少，其才犹有未尽者耶？无怪乎谓子建、渊明与李、杜为判不相入也，无怪乎谓李、杜七古廓大於汉、魏，而古质不及也。盖胡氏以貌论诗，不如古诗歌行，貌分而才一，故亦不知丰约文质，貌异而神融，殆所谓皮相之士也耶？至张氏笃庆，又谓“初唐七古，转韵流丽，动合风雅，为正体；工部一气奔放，宏肆绝尘，为变体”。此又扬何信阳、李沧溟之馀波，予已辨于《李诗说》中，不更赘矣。
李氏梦阳曰：“叠景者意必二，阔大者半必细，此最律诗三昧。如‘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馀’，前景寓目，後景感怀也。如‘诏从三殿去，碑到百蛮开。野馆浓花发，春帆细雨来’，前半阔大，後半工细也。唐法律甚严惟杜，变化莫测亦惟杜。”按崆峒学杜，摹拟有痕，刻划过甚，诚开剽窃之风，若此论五律一则，则方圆之规矩也。胡氏应麟亦谓“老杜五律，虽中联言景不少，大率以情间之。故习杜者，句语或有枯燥之嫌，而体裁绝无靡冗之病。此初学入门第一义，不可不知”。此与崆峒皆为阅历之言。今人自以为情景交融，而不知夙非老手，何可挥霍任意哉？然周氏弼必谓“前联情而虚，後联景而实，轻前重後，酌量乃均。若前联景而实。後联情而虚，前重後轻，多流于弱”。又未免拘执过甚，视律诗如印板矣。
胡氏应麟曰：“五言律体，工部气象巍峨，规模宏远，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宏大则‘昔闻洞庭水’，富丽则‘花隐掖垣暮’，感慨则‘东郡趋庭日’，幽野则‘风林纤月落’，饯送则‘冠冕通南极’，投赠则‘斧钺下青冥’，追忆则‘洞房环冷’，吊哭则‘他乡复行役’等，皆神化所至，不似从人间来者。”按胡氏铺叙杜公五律胜场，美矣大矣。然卢氏世氵曰：“五言律至盛唐诸家，而声音之道极矣。然未有富如子美者，既富矣，又有用也。感天地，动鬼神，︳谟定命，远犹辰告，蒿目时艰，勤恤民隐，主文而谲谏，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所谓有用之文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