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一其功，乱专其事。分任之法，治则相轧，乱则相诿。是以先王之立官也，广其僚属，而不佐以储贰，所以专责成，而一事权也。汉之三公，魏之九卿，沿而勿改。后魏之世，始建少卿，以分九卿之职。隋炀之世，始置侍郎，以贰尚书之权，遂乃控制纷葛，政事丛脞，官制之坏，垂及千年。今舍周汉之美法，袭魏隋之积弊，是游前车之覆轨，而以为坦途也。且上患下之揽权而专事也，故一部之中堂官已六，复加管部。其权杀矣，其事分矣，而又虑其放惰无事也，于是他摄他部，一人之身兼差数四，一日到数署，奔走困顿，然每日到堂，拱立画诺而已。其事不谙，其势不逮，固不能治一事也。夫数人共一事，则才屈而事败，一人治数事，则才绌而事亦败。孰与人事其事之为愈乎？曰：庶务繁扰，固非一人耳目才智所可周也，如是则莫若议政行政，分任其人。西国各部长以一人，其有兴革，议院集议其得失，然后下之各部，令其推行。故虑事周，而集事速。今略仿其意，修虞帝辟门之典，复汉代议郎之制，精选通达中外之士，集之内廷，熟审机宜，详虑利弊，计议既定，下部施行。询谋则群策无遣，措办则一夫专制。既不失其揽权，复不忧其挟掣，数年之间，百废俱举。舍良法而不行，徒为惩羹吹薤之举，向之所以窘人，乃适足以自窘而已。如是而欲求治安，虽尧舜亦不可得而治矣。
一日久任其土地。习其人民，谙其风俗，扰其人情，察其好恶，辨其土宜，衡其利害，规划有年，然后可举一事。然又非蚤行而莫效也。张纲振目，染濡淫浸，或行之数年而效，或行之十年而效，或行之数十年而后效。故吴佑之相胶果，九年而报绩，杜诗之守南阳，十载而成化。若促其时日，数其更调，则虽皋繇司理，仲由治赋，垄遂文翁之守郡，亦将束手俯颈，无以自见，况以之责效之于俗吏哉！汉宣帝之言曰：守令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而不可以欺罔也，乃服从其教化。故汉世郡县，皆久其任，其能异者，褒以玺书累秩九卿，终不易位。汉世循良，叠背相望，固由人才之盛，亦上之能竟其用也。后魏太和之世，始以六年为限，后唐则促为二十五月，宋世则定以三年行之。至今复多摄署，变易急促，不及数月，方营一事，而忽调异郡，则它人嗣职，将变易其前为矣。方治一职，而檄权它郡，则五日京兆，以不习而诿堕矣。且铁路未通，道途辽绝之官，之期动逾时月，未及布置，又复它移。自非上圣谁能过化哉？古之封建，分土子民，爱亲国人，如治家事。故废兴坠举，土辟民治。封建易而郡县矣。惟久任之法，尚存封建之遗意。若迁移仓卒，官如驿舍，过客虽才，谁能治驿舍之事哉？难者曰：久据专城，势将蹇肆，唐之藩镇，其已事矣。曰：引线之差，视其起点，摄引之率，视其重心。唐以武力之臣，授之大郡，私握兵柄，世之子孙，重心已偏，故摄引不能及也。今治吏百里，兵权不属，十余年外，即可迁调，虽有桀鹜，何能专肆。且古之吏治也患其专，今之吏治也患其散。古之吏治也患其擅，今之吏治也患其诿，制异势殊，专擅诚非所患。今犹藉口唐藩，谓久任不如时易，则胡不引汉世前事，而观之也。
三者行矣，然佐理无人，则事犹坠而不举，则犹格而不达也。西国新相登朝，则各部之长，皆必更易，听自选择，用其所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令下流水，不忧阻捍。是以意无不行，事无不举。汉世三公，皆有曹掾，开阖辟士，妙简英贤。故汉之公府，得人最盛，外之州郡，咸有僚属，别驾治中，功曹主簿，皆州自辟除，通为百石。王涣群仇览为主簿，宗资署范滂为功曹，周景延陈蕃为别驾，成晋除张牧为赋曹，委心任政，用奏殊绩。魏以降犹沿斯制。北齐失政，佞幸侵官，州官始有敕用。然隋唐之世，判官推官，虽待奏报，犹自辟召也。后世虑其延任私人，于是一命以上，铨于吏部。内之阁部司员，皆由掣签，仅供主稿署押之用，非能资其毗赞也。外之县丞佐杂，皆由捐纳，无非市井无赖之尤，非能益其佐辅也。智有不及，才有不能独立，既不可为治矣。况文书数尺，高可隐身，成案积例，皆非谙悉，乃不能不委用于胥吏，固天下之猾蠹也。《诗》说曰：与师友处者治，与奴隶处者亡。所处皆无赖猾蠹，而犹欲以是求治，非左书而右息之哉？为今之计，当略师汉制，内之宰相部官，外之督抚县令，听其辟士，略置品级，幕府储才，庶裨政治。若夫胥吏则犹木之巨蠹也。夫一署之中，书吏百数，盘隔上下，抑遏冤苦，讹牵讼费，甚于狼虎，而又熟于成例，借为要挟，虽恫其害，莫敢谁何！蠹之不去，木必不茂。去蠹之法，是宜用士人以易之。萧何之主刀笔，朱震之从事，缪彤之为主簿，省署文书，督促簿役，皆用名贤以亲其事，故上能匡扬清化，而下能抽达郁滞也。州县之官，不习吏事，一举一动，仰息吏胥，吏胥因持其急而短长之，是所谓之以羊牧狼也。唐人士人初登科及未仕者，皆就藩府辟置。金设主事，亦犹书吏，以下第举人为之。远师其意，以士人试而不第者为吏，优其礼节，使可出身。其有能事，擢为部曹。上之所重，人自乐就。如此则上有僚属之谋议，下资良吏之驰驱，牧民之官不劳而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