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疑祖来，因疑护送祖来归国者，此其情也。序又云：王欲延阐住持天龙寺，先遣无逸还，无逸再三以死争之。日本既以祖来疑中国，其请住持，虽曰延之，实则拘留耳。此即圣谕所谓拘留二载，及十四年遗书所谓加以无礼者也。无逸归，见上端门，备陈其故。阐亦附奏岛夷不知礼义，微勤，臣不能再睹天颜矣。此《实录》所载今年五月，去舟才还，备陈本国事体云云也。所载白金文绮之赐，皆与《实录》同。上顾侍臣言：“勤一沙门，乃能不辱君命。”谕其父华毅，使冠巾出仕。则日本之于阐、勤，以拘留始，以惭服终，盖克勤之力居多，安得谓二僧攘赵秩奉使之功？洪武六年，克勤官考功监丞，见《实录》。十年，高皇帝手诏谕山西布政司华克勤，见御制文集。《皇明驭倭录》谓野史之言皆僧徒粉饰，误也。《实录》主存大体，故纪载颇略。赖《文宪集》稍志一二。高皇帝御制诗见于文宪跋，甚确。文宪身在禁林，岂肯附会僧徒，与国史抵牾耶？日本之崇佛，自唐已然。临济一宗，流传最盛。圣祖遣僧化导，有微权焉。万历初，虏王求僧及经，江陵命宣大巡抚勿拒，且云经必有高皇御制序文，方可与之。呜呼！知圣祖之微权者，江陵也。
洪武四年十二月，追赠汪兴祖为东胜侯。
按黄金《开国功臣录》，兴祖以洪武三年封东胜侯。人有言其过者，上弗与诰券，令仍以都督职从征自效。四年死于蜀，命省部议封赠，授以原封铁券。《实录》于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纪封侯者凡二十八人，不及兴祖。是年十二月，又封薛显为永城侯，谪居海南，亦不记兴祖封侯不与券之事。但于四年十二月赏平蜀功之后，记追封兴祖为东胜侯及载其诰文而已。本传记追封兴祖，与《实录》同。合国史前后观之，则兴祖之侯，出于追赠，无可疑者。然《公侯铁券式》所载封兴祖《制词》，首尾完备，确然可据，又不得以《功臣录》为诬也。考洪武二十三年诏书，条列所在随军征讨累有战将之功，未有总兵之名。而论旧封者十九人，东胜侯汪兴祖居第十。诏书所条列，凡追赠者皆不与焉。此三年先封之明证也。况又有铁券可据耶？《昭示奸党第二录》载德胜男张宣云：东胜侯已前那里不曾厮杀？洪武二年投北来降的人，被别人杀了，却将东胜侯贬上海南去，不是因四川厮杀，那里肯取他回来？以此招推之，则所谓封侯后，人有言其过者，言其杀降之过也。封侯而不与券，谪居海南，亦如薛显之例。次年乃以征蜀召还，令从征自效也。显于五年正月以征和林召还，则兴祖之召还，又先于显也。兴祖封侯之后，以有过而夺券，及其从征死事，则尽复原封，以授其子。《实录》独书追赠，又稍节约其诰文，尽没三年封侯之实，斯可谓脱误之极矣。然则以铁券核之，三年封侯，当为二十九人，并永城为三十人，不当云二十八人也。不然，则或以十二月与永城并封而同贬，不当并其封而削之也。今幸有券文诏书，可以考证，不然，未有不据国史而刊别录者矣。国史之不足征如此。又按俞本《皇明记事录》，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开国辅运推诚柱国晋王府左相东胜侯汪兴祖。俞本所载，与《功臣铁券式》合，又可以证《实录》之阙。
洪武八年三月，德庆侯廖永忠卒。
德庆侯廖永忠之卒也，《实录》为之立传，备书其功次与其卒之岁月，而又曰：上赙遗之甚厚，以其子权袭爵。史家因之无异词矣。刘辰《国初事迹》载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等事处死。王世贞《史乘考误》援据洪武十年圣祖戒谕勋臣之词，与永乐中纪纲狱辞，有廖永忠开国功臣僭犯被诛之语，谓刘辰所载为不诬。于是永忠之被诛始著，而人皆以国史之书法为有隐矣。余偶读《通鉴博论》记丙午年事云：是岁，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博论》盖洪武二十九年宁宪王奉敕编定。既成，表上之，镂版内府。其书实我圣祖所注意者。然后知永忠之被诛，虽为其僭侈犯上，实以沉韩林儿之故也。滁阳即世，上方孤军无倚，渡江以来，声势翕合，实有藉于龙凤。开省称王，承制行事，十余年不改。姑苏之役，犹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圣祖何嫌于奉龙凤哉？安庆之围，圣祖拒刘基之谏，躬擐甲胄，出之水火之中。圣祖何汲汲焉若是哉？丙、丁之间，大命既集，彼一牧竖耳，其何能为？圣公既死，光武犹怜而葬之，且存其祀，盆子亦食均输税以终其身。圣祖何难于待韩氏而必欲剪灭之哉！永忠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虑，一旦沉林儿以逢上指，论功之日，使所善儒生窥瞰上意，可谓果于诬上而巧于要君矣。圣祖对廷臣讼言之，以逆折其邪心，厥后卒以不义赐死。圣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掩面于地下而已，岂不愚而可怜哉！然则圣祖之诛永忠也，何以不明正厥辟而以僭犯为词？曰：念其兄也，念其功也。正其辟，则弗可以袭矣。杀其罪以存其嗣，忠厚之道也。高帝之诛丁公也，不遑录其后。光武之封子密也，不及正其辜。我圣祖之于永忠，斯所谓义之尽仁之至也欤？于国史则讳之，于《博论》则彰之，其又何居？曰：国史之讳之，为一时也。《博论》之彰之，为万世也。曰沉韩林儿于瓜步，曰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