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势惶急。成与国胜、兆先等方左右格斗，及定边中矢，援舟骤进，御舟以水涌得脱，而成等反绕出敌舰之后，援绝而死。然则成等致命之时，定边之势已，御舟之厄已脱矣，宁有代死诳汉之事耶？且康山之役，与荥阳不同。羽围荥阳久，汉军乏食，汉祖计无所出，故纪信画诳楚之策，遂得以乘间遁去。康山之战，两军相持，雌雄未决，卒然有冕服代死之事，耳目瞀乱，军心尽解，我将何以自固？决机于两阵之间，我知其不出于此矣。《录》又言上念成效死，祀诸臣于康山，以成为首。按《实录》，中书省列进康山功臣，成在第三，居丁普郎、张志雄之次。《大明会典》载饶州忠臣庙在康郎山，祀枢密同知丁普郎、张志雄等三十五人，成实未尝首祀于康山也。成若代死，则必首祀。成不首祀，则不代死。黄金之徒，并为妄矣。又朱善《安定伯碑》云：皇帝追念南昌暨康郎前后死节之臣，追爵故万户程国胜安定伯，与梁国公赵德胜、济阳郡公丁普郎等一体庙祀。盖南昌庙以梁国为首，康山庙以济阳为首，其位次甚明，俗说流传既久，好事者遂造为首祀之言以实之，久而莫有知其非者。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岂不信哉！此邦有许生重熙，好谭国朝典故，尝为余言；韩成诳汉，事诬也。余因许生言，为著其始末如此。成化二十一年，学士张元祯撰《重修康山庙记》，犹以丁普郎为首。正德中，御史唐龙刻《群忠录》于江西，成遂俨然首列，而济阳反抑置第十三。今之祀典，遂据此为差次，则舛误甚矣，有识者宜厘正之。
友谅骁将张定边欲犯上舟。舟适胶浅，遇春从旁射中定边，定边舟始却。俞通海来援，舟进水涌，上舟遂脱。遇春舟亦胶浅，上麾兵救之。有败舟顺流而下，触遇春舟，舟亦脱。
鄱阳之战，开平射中张定边，脱御舟于险，其功最巨。《实录》纪在七月戊子，朱善撰程国胜《神道碑》，其系日亦同。宋文宪开平《神道碑》但记射中定边，而胶沙脱险，则书于八月壬戌禁江口，相去一月余矣。鄱阳之役，两军相持，我军殊死力战，莫甚于戊子、己丑、辛卯三日。至禁江口则彼以战败归，而我为邀击之师，其大势非前日比矣。御舟胶浅，及开平力战之事，其当在戊子无疑也。又宋文宪《张中小传》云：己丑战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深入，虏舟数四围之。其势甚危险，以为不可救，中曰：“勿忧也，亥时当自出。”如期果出，连战辄大胜。按己丑之战，六舟深入，疑陷没而旋出者，俞通海、廖永忠、张兴祖、赵庸等也。《实录》不载，开平《神道碑》亦但记胶沙脱险，而不及深入陷没之事，知《铁冠传》误也。宋文宪记事最为详核，且开平《碑》《铁冠传》共记一事，出一人之手，而彼此错互，史家记载之难如此。
郭英以谨重见信，从攻陈友谅于鄱阳，有功。
郑晓《今言》曰：嘉靖十六年，郭勋欲进祀其祖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传》，言生擒士诚，射死友谅，皆英之功。传说宫禁，鼓动听闻。已乃疏乞祀英于庙庑。按《实录》，上闻张铁冠言友谅死，乃遣乐人具牲酒往祭，以觇其死生。未几，有降卒来奔，言友谅在别舸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当是时，友谅之死，我军尚未知。既死而降卒始来告，何以知此矢之出于英乎？杨文敏撰英《神道碑》云：友谅中流矢死，有言公之功者，上问之。公曰：“天威神算，臣何有焉？”上益重之。文敏此碑，以其孙玄之请，据其家传次第之。盖友谅既毙，军中流传，或言此出矢于某某。郭氏家传，亦不过载此疑似之词，以夸示后世。而勋遂张皇其事，以乞侑享之典，亦文敏之言启之也。英既有此大勋，圣祖又亲问之，乃三年论功，不得封侯，而待十七年平云南之役，有是理耶？刘三吾撰《陕国公神道碑》云：彭蠡之战，戒严所部，人百其勇，友谅计蹙，中流矢死。以三吾序陕国之事参互观之，则集矢之勋，其不出于营国，亦晓然矣。又按俞本《记事录》云：友谅度不能支，出首箭窗中，呼从船，而白船已至，箭铳交发，友谅左太阳中箭。须臾陈氏卒泅水报曰：“友谅死矣。”上大悦，谕众曰：“友谅中箭而死，将士之功，胜于赤壁走曹瞒远矣。稠人难辨射中者，均给重赏，以劳汝等。”俞本以骑士从征，其记录最确。以此益知文敏丰碑之文，出于傅会，不足信也。按郭勋以贵幸，欲骤进其祖配享，一时诸臣，严词驳正，可谓能举其职矣。诸疏援据虽详，亦多未核。至以永乐间之不得与享为言则非也。英之功以配享太庙，则有愧矣，岂不得进于鸡鸣山二十一人之列乎？白沟河之役，曾亲逆成祖颜行。身死之日，赠恤有加，已为厚幸矣，又敢望庙食乎？以此为言，宜勋之不心服也。然则如之何？曰：罢太庙之侑享，而入祀于鸡鸣之两序，斯当矣。
癸卯五月，置礼贤馆。
按刘辰《国初事迹》：杨宪奏朱文忠在金华，用诸儒干预公事。上提等至京，诛屠性、孙履而及许元、王天锡发充书写。此事《实录》及行状俱不载。以家传考之，壬寅十一月，召入京都，则刘辰所记发充书写之日也。发书写未几，即有儒台之授，又与许元、王天锡俱入礼贤馆。刘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