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谋国之效，岂可诬哉？给谏之刻是书也，固曰为兵家之医方奕谱。而吾以为医有上医焉，奕有国工焉。明主得其人而用之，则端委庙堂，而四海从风。当虏寇交讧之日，虽口不谭兵可矣。杜牧有言：议于庙廊之上，兵形已成，然后付之于将。其为兵略也孰大焉？起星卿于今日，未必不以余为知言，为之掷笔而三叹也！
（《参筹秘书》序）
《参筹秘书》者，信州汪汉谋所著也。汉谋少遇异人，授太乙六壬奇门禽遁诸家之学，以谓可以济世安民，匡时定乱。属当奴寇交讧，海内多故，慨然出箧衍之秘，编次成书，以诒世之登将坛、佐戎幕者。吴之君子杨维斗、徐九一既序而传之矣。余读而叹曰：“世称天官壬遁家言，皆本自太公、留侯、武侯、卫公，稽诸史籍，未有闻也。吴、越之间，颇传申胥、范蠡之遗书，其言略可概见。子胥之去楚也，卦得甲子，时加于巳，支伤日下，气不相受。此六壬之数也。范蠡之去越也，阴六阳六，玄武天空，后入天乙，前翳天光。此禽遁之术也。二子之占候，近取诸身。则固已应之如响矣。子胥之治吴也，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立阊门以西制楚，立蛇门以东并越，所谓得天气之数，以威敌国者也。再世而不复验者，何也？勾践之谋赦也，在玉门之第一；其行也，时加日失；其反国也，时加禺中。此蠡之占也。吴王之临政也，在玉门之第九；其伐齐也，在金匮之第八；其赦越也，德在土，刑在金。此胥之占也。以夫差之忄昏也，令悉叶胥之占，其将不亡乎？以勾践之智也，令悉反蠡之占，其将不霸乎？持盈与天，定倾与人。蠡言之矣。其能废人而任天乎？以传考之，吴之所以亡者，弃胥而庸也。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稻蟹不遗种也。越之所以伯者，种治内，蠡治外也。修令宽刑，施欲去恶，而觞酒豆肉，未尝不分也。《春秋》之所书，左氏、太史之所记，兴亡治乱，彰明较著如此。此亦千载得失之林也。圣天子承乾御宇，黄帝之元，千岁一至。奴寇游魂假息在漏刻之间。阴阳孤虚之书，皆将庋之高阁矣。汉谋得登将坛、佐戎幕，所为济世安民，匡时定乱者，其终挟此以从乎？抑亦有进焉者乎？”汉谋曰：“善哉斯言！《参筹》之指要，吾师所未逮也。虽然，子诚吴人也，知子胥、范蠡而已矣。”
（《春秋匡解》序）
余为儿时，受《春秋》于先夫子。先夫子授以《匡解》一编，曰：“此安成邹汝光先生所删定也。”因为言邹氏家学渊源，与先生之文章行履，冠冕词垣，期它日得出其门墙。余乡、会二试，以先生之书得，虽未及亲炙先生，而余之师固有出先生之门者。比于闻风私淑，犹为有幸焉耳矣。何子非鸣为令南昌，与先生之孙孝廉端侯游，相与是正其书，重付之梓人，而属余为其序。
余观三代以后，享国长久，盖莫如汉。当其盛时，政令画一，经术修明。以《春秋》一经言之，自张苍、胡生、瑕丘江公以下，三家之弟子，递相传授，各仞其师说，至数百年不相改易。而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名儒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各以经谊对。诸所以定大议，断大疑，皆以《春秋》从事，何其盛哉！有宋之立国，不减于汉。自王氏之新学与新法并行，首绌《春秋》，以伸其三不足畏之说，遂驯致戎狄乱华之祸，没世而不复振。其享国之治乱，视汉世何如也？呜呼！先王之世，有典有则，诒厥子孙，崇教立术，顺《诗》《书》《礼》《乐》以造士，变《礼》易《乐》，革制度衣服者有罚，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者必诛，而不以听。士之选于司徒而升于学者，于辩言乱政之戒，恒凛凛焉。是故经学与国政，咸出于一，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人异学，国异政。公卿大夫，竞出其聪明才智以变乱旧章。晋之刑鼎，鲁之丘甲田赋，郑之竹刑，纷更多制，并受其敝。又其甚也，获雁之鄙人，假田弋之说以干政事；而振铎之后，不祀忽诸。繇此言之，经学之不明，国论之不一，其关于存亡治乱之故，犹病之著于肌表，诊视者可举目而得之，不待医和及缓而后知其不可为也。是可视为细故哉？国家用胡氏《春秋》设科，垂三百年。而邹氏之书传诸其祖父，至今百余年，举子传习之不变。虽汉世儒者仞其师说，未有以过也。班固不云乎？士食旧德之名氏，工用高曾之规矩。国家重熙累洽，考文稽古之盛，观于胡氏邹氏之学，可谓信而有征矣。天子方崇信是经，特命经筵进讲。余衰病放废，独抱遗经，以老于荒江寂寞之滨。于非鸣之刻是书也，喜而为之叙。或以为主文诡谏，自致其蒙瞽之言。庶几谋野则获之义，则非野人之所敢知也。崇祯六年六月序。
（《左汇》序）
本朝以《春秋》取士，虽专以胡《传》为宗，然文定之书，取于左氏者十八，取于《公》《》者十二。盖左丘明亲见圣人，高与赤则子夏之及门，其发凡取例，区以别矣。不独昔人所谓左氏大官、公羊卖饼家也。承学小生，佣耳剽目，刺取左氏之涯略，以充帖括。盖有传业为大师，射策为大官，而目不睹三传之全文者矣，又况外传子史之流乎？侍御永年李君，家传素业，闵学者之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