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石鼓文】
右《石鼓文》。岐阳石鼓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而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在今凤翔孔子庙中，鼓有十，先时散弃于野，郑余庆置于庙而亡其一。皇四年，向传师求于民间，得之乃足。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不可识者过半。余所集录，文之古者，莫先于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岁，大书深刻，而摩灭者十犹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八年；实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与《雅》、《颂》同文，而《诗》、《书》所传之外，三代文章真迹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汉已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书最多，其志所录，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犹无石鼓。遗近录远，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传记所载古远奇怪之事，类多虚诞而难信，况传记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书籍粗备，岂当时犹有所见，而今不见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为信尔。至于字书，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庐陵欧阳某记，嘉八年六月十日书。
【秦度量铭】
右《秦度量名》二。按《颜氏家训》，隋开皇二年，之推与李德林见长安官库中所藏秦铁称权，旁有镌铭二，其文正与此二铭同。之推因言司马迁《秦始皇帝本纪》书丞相“隗林”，当依此铭作“隗状”，遂录二铭，载之《家训》。余之得此二铭也，乃在秘阁校理文同家。同，蜀人，自言尝游长安，买得二物，其上刻二铭，出以示余。其一乃铜锾，不知为何器，其上有铭，循环刻之，乃前一铭也。其一乃铜方版，可三四寸许，所刻乃后一铭也。考其文与《家训》所载正同，然之推所见是铁称权，而同所得乃二铜器。余意秦时兹二铭刻于器物者非一也。及后又于集贤校理陆经家得一铜板，所刻与前一铭亦同，益知其然也。故并录之云。嘉八年七月十日书。
【秦昭和钟铭】
右《秦昭和钟铭》，曰：“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国，十有二公。”按《史记·秦本纪》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为大夫，卒，庄公立，卒，襄公、文公、宁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次立。太史公于《本纪》云襄公始列为诸侯，于《诸侯年表》则以秦仲为始。今据《年表》始秦仲，则至康公为十二公，此钟为共公时作也。据《本纪》自襄公始，则至桓公为十二公，而铭钟者当为景公也。故并列之，以俟博识君子。治平元年二月社前一日书。
【秦祀巫咸神文】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谓之《诅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与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马迁《史记·世家》，自成王以后，王名有熊良夫、熊商、熊槐、熊元，而无熊相。据文言，穆公与成王盟好，而后云倍十八世之诅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为顷襄王，而顷襄王名横，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纪》与《世家》参较，自楚平王娶妇于秦昭王，时吴伐楚而秦救之。其后历楚惠、简、声、悼、肃五王，皆寂不与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时，秦始侵楚。至楚怀王熊槐、顷襄王熊横，当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时，秦、楚屡相攻伐。则此文所载，非怀王则顷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数之，则当是顷襄。然则相之名理不宜缪，但《史记》或失之耳，疑“相”传写为“横”也。
【之罘山秦篆遗文】
右秦篆遗文，才二十一字，曰：“于久远也，如后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与峄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诏语同，而字画皆异。惟泰山为真李斯篆尔，此遗者。或云麻温故学士于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岂杜甫所谓“枣木传刻肥失真”者邪？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书。
【秦峄山刻石】
右《秦峄山碑》者，始皇帝东巡，群臣颂德之辞，至二世时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峄山实无此碑，而人家多有传者，各有所自来。昔徐铉在江南，以小篆驰名，郑文宝其门人也，尝受学于铉，亦见称于一时。此本文宝云是铉所摹，文宝又言尝亲至峄山访秦碑，莫获，遂以铉所摹刻石于长安，世多传之。余家《集录》别藏泰山李斯所书数十字尚存，以较摹本，则见真伪之相远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
【秦泰山刻石】
右秦二世诏，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于不幸者矣，苟有可以用于世者，不必皆贤圣之作也。蚩尤作五兵，纣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恶而废万世之利也。篆字之法，出于秦李斯。斯之相秦，焚弃典籍，遂欲灭先王之法，而独以己之所作刻石而示万世，何哉？按《史记》，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诏书于其旁，今皆亡矣。独泰山顶上二世诏仅在，所存数十字尔。今俗传《峄山碑》者，《史记》不载，又其字体差大，不类泰山存者，其本出于徐铉。又有别本，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