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南仲为余读之。其一曰绥和林钟，其文摩灭不完，而字有南仲不能识者。其二曰宝，其文完可读，曰“伯玉般子作宝。其万斯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其三、其四皆曰宝敦，其铭文亦同，曰“惟王四年八月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弟姜宝敦。散季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盖一敦而二铭。余家《集录》所藏古器铭多如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以服药假家居书。
自余集录古文，所得三代器铭，必问于杨南仲、章友直。暨《集录》成书，而南仲、友直相继以死，古文奇字世罕识者，而三代器铭亦不复得矣。治平三年七月二十日，孟飨，摄事太庙斋宫书。
【终南古敦铭】
右《终南古敦铭》，大理评事苏轼为凤翔府判官，得古器于终下。其形制与今《三礼图》所画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为敦也，盖其铭有“宝尊敦”之文，遂以为敦尔。
【叔高父煮簋铭】
右一器，其铭云：“叔高父作煮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其容四升，外方内圜而小之，望之略似龟，有首有尾有足有腹有甲也。今礼家作簋，内正圜，外方正，刻盖正为龟形，犹有近也，不全与古同耳。
此铭，刘原父在永兴得古铜簋，模其铭以见寄。其后，原父所书也。
礼家作簋，传其说，不知其形制，故名存实亡。此器可以正其缪也。甲辰正月十二日襄。
右《煮簋铭》曰：“叔高父作煮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原父在长安得此簋于扶风。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内圆而小之，似龟，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礼家作簋，亦外方内圆，而其形如桶，但于其盖刻为龟形，与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君谟以谓礼家传其说，不见其形制，故名存实亡，原甫所见可以正其缪也。故并录之，以见君子之于学，贵乎多见而博闻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书。
【敦<匚臣>铭〈周姜宝敦张伯煮<匚臣>〉】
右《伯ぁ敦铭》，曰：“伯ぁ父作周姜宝敦。用夙夕享，用蕲万寿。”《尚书·ぁ命》序曰“穆王命伯ぁ为周太仆正”，则此敦周穆王时器也。按《史记·年表》自厉王以上有世次而无年数，共和以后，接乎春秋，年数乃详。盖自穆王传共、孝、懿、夷、厉五王，而至于共和。自共和至今，盖千有九百余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远也。古之人之欲存乎久远者，必托于金石而后传，其堙沉埋没、显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阳石鼓今皆在，而文字剥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铭在者皆完，则石之坚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铜，取其不为燥湿寒暑所变为可贵者，以此也。古之贤臣名见《诗》、《书》者，常为后世想望，矧得其器，读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宝而藏之邪！其后《张伯<匚臣>铭》曰：“张伯作煮<匚臣>，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张伯不知何人也。二铭皆得之原父也。治平元年正月二日书。
【敦<匚夫>铭〈伯ぁ敦张仲<匚夫>〉】
嘉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读学士出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在长安。原父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而咸、镐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冢，耕夫牧儿往往有得，必购而藏之。以余方集录古文，乃摹其铭刻以为遗。故余家《集古录》自周武王以来皆有者，多得于原父也。归自长安，所载盈车，而以其二器遗余，其一曰伯ぁ之敦，其一曰张仲之<匚夫>。其制与今不同，而极精巧。敦、<匚夫>皆有铭，而云<匚夫>获其二，皆有盖，而上下皆铭，铭文皆同。甚矣，古之人虑远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后埋没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传尔。不然，何丁宁重复若此之烦也？其于一用器，为虑犹如此，则其操修施设所以垂后世者，必不苟。二子名见《诗》、《书》，伯ぁ，周穆王时人；张仲，宣王时人。太史公表次三代以来，自共和以后年世乃详。盖自共和元年逮今，千有九百余年，而穆王又共和前五世，可谓远矣。而斯器也，始获于吾二人，其中间晦显出入不可知，以其无文字以志之也。盖其出或非其时而遇或非其人者，物有幸不幸也。今出而遭吾二人者，可谓幸矣，不可以不传。故为之书，且以为赠我之报。欧阳修记。
【张仲器铭】
右《张仲器铭》四，其文皆同，而转注偏旁左右或异，盖古人用字如此尔。嘉中，原父在长安获二古器于蓝田，形制皆同，有盖而上下有铭。甚矣，古人之为虑远也！知夫物必有敝，而百世之后埋没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传尔。不然，何丁宁重复若此之烦也！《诗·六月》之卒章曰“侯谁在矣，张仲孝友”，盖周宣王时人也。距今实千九百余年，而二器始复出。原父藏其器，予录其文。盖仲与吾二人者相期于二千年之间，可谓远矣。方仲之作斯器也，岂必期吾二人者哉，盖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尔。是以君子之于道，不汲汲而志常在于远大也。原甫在长安，得古器数十，作《先秦古器记》。而张仲之器其铭文五十有一，其可识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余以俟博学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