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密谕沪曰：“汝违大将指挥，自合有罪。朝廷以汝于水洛展效，望汝成功，故谕青使赦汝，责汝卒事以自赎。”俟水洛功就，则又戒青：“不可因前曾异议，坚执不修，惟幸失之，遂己偏见。今后水洛缓急，尤须极力应副，万一小有疏失，则是汝挟情故陷之，必有重责。”如此，则水洛之利可成，蕃户之恩信不失，边将立事者不懈，大将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见其可。盖罪沪既不可，罢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关利害，伏望圣虑深思。取进止。
【再论水洛城事乞保全刘沪札子〈庆历四年〉】
臣伏见朝廷近为修水洛城事，虽已差鱼周询等就彼相度，风闻周询近有奏来，为水洛蕃族见狄青枷取刘沪等，因致惊搔，周询却乞将带沪等往彼，以此足验刘沪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为利而不欲废之，非沪守之不可。然沪与狄青、尹洙已立同异，难使共了此事。臣谓必不得已，宁移尹洙，不可移沪。尚虑议者必谓不可因小将而动大将。今若但移洙而不动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将矣。若却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类前后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沪被移矣。如此，则于洙无损，于沪获全其功，于边防利便，三者皆获其利。若曲为尹洙、狄青，却将立功将校轻沮，则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类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护，轻沮武士。况今沪与洙争，而沪实有功效，其理不曲。若曲罪刘沪，则沿边武臣尽鼓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来，朝廷擢用边将极多，能立功效者绝少，惟范仲淹筑大顺城，种世衡筑青涧城，沪筑水洛城耳。臣亦闻三者，惟沪尤为艰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轻沮，则今后武臣不肯为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沪若不在水洛，则蕃族恐他人不能绥抚，别致生事，则今后边防永不能招辑蕃部，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于尹洙曲有党庇，则不与边防生患。此系国家利害甚大，伏望圣意断而行之。取进止。
【论陈留桥事乞黜御史王砺札子〈庆历四年〉】
臣伏睹朝廷近为王尧臣、吴育等争陈留桥事，互说是非，陛下俗尽至公，特差台官定夺。而王砺小人，不能上副圣意，挟公徇私，妄将小事张皇，称王尧臣与豪民有情弊，诬奏慎钺令凶吏潜行杀害，及妄称真宗皇帝朝移桥不便，致民切齿等事。及勘出事状，王尧臣元不曾受豪民请属，慎钺亦不曾令小吏潜行杀害，及据先朝日历内真宗皇帝亲谕王旦，为陈留桥损害舟船，特令修换。证验得王砺所言，悉是虚妄，上惑圣听。赖陛下圣明，慎于听断，不便轻信其言，别令吕觉根勘。今既勘出事状，方明王砺不公。伏以台宪之职，本要纠正纪纲，而砺但务挟私，欺罔天听，合行黜责。其罪有四：一曰谤黩先朝圣政。谨按日历书真宗皇帝亲谕王旦移桥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间利病，移得此桥为便。故史官书之，以彰圣政，为后世法。今王砺却称是真宗朝权臣受豪民献赂，移得此桥不便，民间至今切齿。若如王砺所说，即是真宗误信权臣移桥，致民怨怒，乃是当时阙政。今国史书桥便利，彰先帝圣政，王砺言移桥不便，是先朝阙政。臣不知国朝旧史可信，抑复王砺之言可凭？其虚妄谤黩之罪，可诛一也。二曰中伤平人，使今后劳臣不劝。臣见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画钱谷，至有强借豪民钱二十万贯，买天下官私物货，至税果菜之类，细碎刻剥。自尧臣在三司，不闻过外诛求，而即今财用不至大阙。亦闻南郊渐近，诸事亦稍有备。当此窘迫乏用之时，而能使民不加赋，而国用粗足，亦可谓劳能之臣。方当责其办事，今因移一桥小事，而王砺诬其与豪民有情，致兴大狱，及至勘出，并无情弊。是王砺不恤朝廷事体，当此乏用之际，将能干事之臣因小事妄加伤害，其罪二也。三曰诬奏平人为杀人贼。凡台官言事许风闻者，谓耳目不及之事，即许风闻。今王砺目见慎钺所遣小吏别无武勇，又无器仗，而称其有杀害之心。及至勘出，并无迹状，其罪三也。四曰挟私希旨。初，朝廷本为省、府互争，别选不干碍官定夺。王砺既吴育是举主，即合自陈，乞别差官，岂可谤黩先朝，希合举主？且砺言慎钺是尧臣所举，感惠必深，今砺是吴育举，岂不怀感？且吴育与王尧臣本无怨恨，各为论列本司公事，所见异同，乃是常事。但王砺小人，妄思迎合，张皇欺诳，其罪四也。且王砺谤黩先朝圣政之罪若不重责，则无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伤尧臣若不重责，则使劳能之臣不能安心展效；其诬奏慎钺遣吏杀害及挟私迎合举主之罪若不重责，则今后小人恣情妄作，狱讼必多。事系朝廷之体，臣忝谏诤，不可不言。其王砺，伏乞重行贬黜。取进止。
【论王砺中伤善人乞行黜责札子〈庆历四年〉】
臣近有札子，并曾面奏，为台官王砺特被差委，辄敢徇私，妄言王尧臣因移桥别有情弊等事，欺诳朝廷，上赖陛下圣明，再令推究，勘得尧臣并无私曲，已蒙圣恩释放。自王砺妄形弹奏，罗织无事之人，欲借国威，以报私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闻尧臣不陷枉刑，更蒙陛下恩释，中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