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余时暂鸟散，必须复集。臣见自古蛮蜒为害者，不闻尽杀，须是招降。昨缘邵饰等失信于黄捉鬼，遂恐更难招诱。今若因畋小胜，示以恩威，正是天与招服之机，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头项者，因此小胜，传布捷声，其余诸处结集者分行招诱，借此声势，必可尽降，旬日之间，湖南定矣。若失此时，渐向夏热，以我所病之兵，当彼惯习水土之贼，小有败衄，则彼势复坚，不惟为害湖南，必虑自此贻朝廷忧患。今于未了之间，便行厚赏，则诸处巡检、捕贼官等见畋获赏，争杀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战得功，坚执不招之议，朝廷亦恃畋小胜，更无招辑之心，上下失谋，必成大患。其杨畋等，伏乞且降敕书奖谕，授与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赏。今湖南贼数虽多，然首恶与本贼绝少，其余尽是枉遭杀戮、逼胁为盗之徒，在于人情，岂忍尽杀？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则其功更大。仍乞明说此意，谕与杨畋。其赏典，乞少迟留，庶合事体。取进止。
【再论湖南蛮贼宜早招降札子〈庆历四年〉】
臣风闻湖南蛮贼近日渐炽，杀戮官吏，锋不可当。新差杨畋，锐于讨击，与郭辅之异议，不肯招降。又王丝去时，朝廷亦别无处分。虑丝到彼，与畋同谋。盖蛮贼止可招携，卒难剪扑，而畋等急于展效，恐失事机。今深入而攻，则山林险恶，巢穴深远，议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击之，则又未见其利也。盖以蛮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阳监之间，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于东，则彼出于西；官兵守于南，则彼出于北；四面尽守，则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则兵寡易败。此进退未有可击之便也。今盘氏正蛮，已为邓和尚、黄捉鬼兄弟所诱，其余山民莫徭之类，亦皆自起而为盗。窃闻常宁一县，殆无平民，大小之盗，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徭之俗，衣服言语一类正蛮。黄、邓初起之时，捕盗官吏急于讨击，逢蛮便杀，屡杀平人，遂致莫徭惊惶至此。以此而言，则本无为盗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诸盗肯降，必须先得黄、邓。昨邵饰等初招黄捉鬼之时，失于恩信，致彼惊逃，寻捕获之，断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邓和尚等若指前事为戒，计其必未轻降，如云且招，终恐难得，必须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动之恩。若得黄、邓先降，其余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击之又不可，且杀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罢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几招之，可使听命。臣亦广询南方来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难招。邓和尚等，大则希一班行，其次不过殿侍足矣。正蛮叛者，得一团主之名亦足矣。莫徭之类，使安耕织，而岁输皮粟，得为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击之不已，则其为害愈深。况渐近夏暑，南方单湿，士卒不习水土，须虑死伤。仍恐迫之太急，则潭、郴、全、邵诸寨向化之蛮，皆诱胁而起，则湖南一路，可为国家之忧。臣欲乞速令两府大臣深究招杀之利害，共思长策，决定庙谋。若迁延后时，致彼猖炽，不幸官吏频遭杀害，则朝廷之体，难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则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圣明，断之在早。取进止。
【论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刘沪等札子〈庆历四年〉】
臣近风闻狄青与刘沪争水洛城事，枷禁沪等奏来。窃以边将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刘沪皆是可惜之人，事体须要两全，利害最难处置。臣闻水洛城自曹玮以来，心知其利，患于难得，未暇经营。今沪能得之，则于沪之功不小，于秦州之利极多。昨韩琦等自西来，闻有论奏，非以水洛为不便，但虑难得而难成。今沪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专委此事，责其必成。而狄青所见不同，遂成衅隙。其间利害，臣请详言。国家近年边兵屡败，常患大将无权。今若更沮狄青，释放刘沪，则不惟于狄青之意不足，兼沿边诸将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闻刘沪经营水洛城之初，奋身展效不少，先以力战取胜，然后诱而服从，乃是党留诸族畏沪之威信。今忽见沪先得罪，带枷入狱，则新降生户岂不惊疑？若使翻然复叛，则今后边臣以威信招诱诸族？谁肯听从？不惟水洛城更无可成之期，兼沿边生户永无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来，诸将为国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玮以来未能得之，亦闻韩琦近在秦州，尝欲经营而未暇。今沪奋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获罪，遂无所成，则今后边将谁肯为国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闻水洛之戍，虽能救援秦州，而须借渭州应副。今刘沪既与狄青异议，纵使水洛筑就，他时万一缓急，狄青怒沪异己，又欲遂其偏见，稍不应副，则水洛必须复失，此其不便四也。缘此之故，遂移青于别路，则是因一小将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谓利害甚多，最难处置者也。
臣谓今宜遣一中使，处分鱼周询等速令和解，务要两全，必先密谕狄青曰：“沪城水洛，本有所禀，非是擅为。役众筑城，不比行师之际，沪见利坚执，意在成功，不可以违节制加罪。沪宜释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释之，使感卿惠。若他时出师临阵，有违进退之命者，任卿自行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