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洪荒广略为古，其道难法，其言难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远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谓道”，又曰“可离非道也。”《春秋》之为书也，以成、隐让而不正之，传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谓隐未能蹈道。齐侯迁卫，书“城楚丘”，与其仁不与其专封，传者曰“仁不胜道”。凡此所谓道者，乃圣人之道也，此履之于身、施之于事而可得者也，岂如诞者之言者邪！尧、禹之《书》皆曰“若稽古”。传说曰“事不师古”，“匪说攸闻”。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谓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又岂如诞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学也。
夫所谓舍近而取远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尧、舜远，孰与今去尧、舜远也？孔子删《书》，断自《尧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谓学，则曰“祖述尧舜”。如孔子之圣且勤，而弗道其前者，岂不能邪？盖以其渐远而难彰，不可以信后世也。今生于孔子之绝后，而反欲求尧、舜之已前，世所谓务高言而鲜事实者也。唐、虞之道为百王首，仲尼之叹曰“荡荡乎”！谓高深闳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后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严若天，然则《书》之言岂不高邪？然其事不过于亲九族，平百姓，忧水患，问臣下谁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见诸侯，齐律度，谨权衡，使臣下诛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岂不为文？孟轲之言道，岂不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
今学者不深本之，乃乐诞者之言？思混沌于古初，以无形为至道者，无有高下远近。使贤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无过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万世，可行而不变也。今以谓不足为，而务高远之为胜，以广诞者无用之说，是非学者之所尽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远，以及乎中，则庶乎至矣。凡仆之所论者，皆陈言浅语，如足下之多闻博学，不宜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损足下高远而俯就之，则安敢务为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答西京王相公书〈景元年〉】
月日，某谨斋沐顿首，复书于相公阁下。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许州，获赐书一通，伏读周复，且惭且悸。修幸得备下吏，承宠光，日趋走于前，窃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献，思有所陈，而恨愚无识，不足自效，徒抱区区之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辄因奏记，陈己疏浅，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为离去眷恋之辞既有次第，临治以来施政之善者，顾寮吏宜有助，而ウ懦独无能之过以为谢；因又妄思一言之献，以毕曩时区区之心，以为忠恳；又辄赞德美，愿广功业、益休问以为祷。其诚虽勤，其言狂惑，犹即蓍龟之神而再三黩，宜其拒以不应。伏蒙相公不即弃绝，犹辱以书，条陈晓谕以为宠，若其为赐也厚矣。然伏读求绎，似有未察其诚得，敢一终其说，以逃责焉。
某闻古之为政者，必视年之丰凶。年凶则节国用，振民穷，奸盗生、争讼多，而其政繁。年丰民乐，然后休息而简安之，以复其常。此善为政者之术，而礼典之所载也。凡某前所陈者，亦不过如是而已。其意谓夫乘凶年之后，灾消息，风雨既时，耕种既得，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关西之运既重至而军不乏，不旱不蝗，下民乐利，天子不忧虑。能如是，然后务大体，简细事而已，岂有直以镇俗救民愁、无为置军食之说邪？伏惟详而察之。
昔者孔子尝为委吏，必曰称其职而已。盖苟守其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赐之书，有居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见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陈，非谓略一邦之小而不为，须四海之广而后施，以弃职而越思也。盖愿乎进德广业，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既祷且劝之辞也。
噫！士之至贱，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轻重之势，不度贵贱之位，必争以理而后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报，不计善否，务罄其诚而言者，此知义之士也；其言乖谬，不合道理，问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也。然直士之言虽逆意，宜思而择，报德之言虽善，原其心之所来，宜容而纳；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与之辨。某，士之贱者，敢有干而云者，于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择之纳之，不足与之辨而绝之，惟所赐焉。
【投时相书〈景〈元年〉】
某不佞，疲软不能强筋骨，与工人田夫坐市区、服畎亩，为力役之劳，独好取古书文字，考寻前世以来圣贤君子之所为，与古之车旗、服器、名色等数，以求国家之治、贤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时亦穿蠹盗取，饰为文辞，以自欣喜。然其为道闳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劳反甚于市区畎亩，而其所得，较之诚有不及焉。岂劳力而役业者成功易，勤心而为道者至之难欤？欲悔其所难而反就其易，则复渐圣人为山一篑止焉之言，不敢叛弃。故退失其小人之事，进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识所向，若弃车川游，漫于中流，不克攸济，回视陆者，顾瞻徨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