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民的诗人，他已走向成熟。而他沉郁苍凉的诗歌风格和写实作风也在此时奠定。
天宝十四载十月，杜甫官定后，即离开长安，前往奉先探视家小，迎接他的是“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的惨状。到十一月，安史之乱便爆发了。第二年六月，长安被叛军攻陷，杜甫也带着一家老小，加入了流亡的难民队伍。他先由奉先逃到白水，再由白水逃到鄜州。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杜甫得知后，就把家小安置在鄜州的羌村，只身到灵武去投奔肃宗，不料中途为叛军所俘，押到长安。诗人在长安，目睹叛军烧杀抢掠的惨景，写下了《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以及《春望》、《月夜》等名诗。到至德二年三月，杜甫终于从长安城中逃出，到达肃宗行在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肃宗为褒奖他的忠心，授为左拾遗。职位虽低，却责任重大。不久，丞相房琯因陈涛斜之败而被罢职，杜甫上疏营救，言辞激切，得罪肃宗，几乎定罪。闰八月，他离开凤翔，到鄜州去看望妻子，写下了《羌村》三首和著名的长诗《北征》。这一年秋天，唐军收复两京，肃宗回到长安，杜甫也自鄜州入京。因疏救房琯之事，第二年六月，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秋天，杜甫回河南旧居探亲，沿途目睹江山的残破和人民的苦难，写下了名垂千古的《三吏》、《三别》。同年秋天，因朝中宦官李辅国专权，对政治感到失望，加上关辅地区发生大饥荒，杜甫毅然弃官，携家小前往秦州。十月迁于同谷。一路上，诗人拖儿带小，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写下了《秦州杂诗》三十首和《同谷七歌》等诗。但国谷并不易居住。由于无衣无食，一家数口几乎濒于绝境。同年十二月，杜甫只得前往成都投靠高适等故友。这个时期，是杜甫生活最为艰难的时期，诗人饱尝国破家亡的忧患痛苦，写下了大量诗篇（现存约249首），对当时灾难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血泪有着深刻而真实的反映，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忧国忧民的炽热感情，因此被后人称为“诗史”。
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底，杜甫终于来到成都。第二年春天，在一些亲友的帮助下，他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建筑了一座草堂。诗人漂泊多年，至此才算有了一个安身之所，因此写了不少描写村居乐趣的诗，如《客至》等。代宗宝应元年（762），杜甫在成都尹兼御史丞严武的资助下扩建了草堂，开辟了田地，带着几个孩子种菜种药，养鸡养鹅，俨然像个老农一般。广德二年（764），严武向朝廷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甫为“杜工部”。杜甫入严武幕中六个月，因不习惯幕僚生活，又回到草堂。在成都这一段时期，杜甫生活比较安定，但他并没有忘记贫苦受难的人民，写下了《枯棕》、《病橘》等诗，对人民的痛苦表示深切的同情。最有名的，则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依靠，不得不于五月率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九月到云安，第二年的暮春抵达夔州。在这里，他受到夔州都督柏茂琳的照顾，暂时住了下来。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老，就更抓紧时间多写诗，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写下了430多首诗。这些诗篇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在艺术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被后世奉为寺臬，特别是七律诗，如《登高》、《阁夜》等，悲壮苍凉，沉郁雄放，千古不朽。
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就想回河南老家。他先从夔州到江陵，却因河南发生兵乱而受阻。半年后，他改道抵达湖北公安，年底漂泊到了湖南岳阳。这时，他的健康状况更差，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地折磨着他。为了投靠亲友，他不得不再向南行。大历四年
（770）四月，军阀臧玠在潭州作乱，兵荒马乱之中，已经折回潭州的杜甫只好再往南逃。船行到耒阳，由于江水陡涨，交通不便，杜甫一家人饿了五天五夜，幸亏县令聂某闻讯后送来牛肉白酒，才免于俄死。船只无法前进，杜甫只好又折回潭州。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杜甫病死在由潭州到岳阳一条破船上。临终前，他支撑着身子写下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呈河南亲友》这首长达七十二句三百六十字的五言排律，诗中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一直到去世，这位忧患一生的伟大诗人也没有忘记他多灾多难的祖国和受苦受难的人民。
和李白一样，杜甫的身后十分萧条凄凉。他的灵柩一直埋在岳阳，直到四十三年后，即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偃师，埋葬在其祖父杜审言的墓旁。
杜甫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在思想性方面，他的诗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赴奉先咏怀》）他深切关怀着祖国的命运，甚至不惜自我牺牲。对统治的腐朽和祸国殃民，杜甫也作了无情的讽刺和抨击。
杜甫异常重视诗歌的艺术性，他对于一首诗的要求非常严格，力求做到“毫发无遗憾。”在叙事诗中，他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善于寓主观于客观。他善于将人物的语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