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所未有，乃后起俗字，执此一字以说春秋，先已误矣，而谓孔子尝执此一字以修春秋乎！使孔子执一例以修春秋，孔子既不若是之陋，乃据其所为例者求之，又多不合，孔子又不若是之疏。孔子裁定旧史以取其义，不过数大端，而其事已毕，如造化之因物付物，自然合理，何尝屑屑焉如经生家着一书、执一例以从事哉？呜呼！自例之一字兴，而唐王仲俺、宋朱仲晦无不以孔子自命矣。岂惟「惟」，中研本作「为」，今据北图本改。王与朱，执一例以往，人人皆孔子、户户有春秋矣，又何难焉！若夫常事不书之说，实起于公羊，而唐宋诸解经者靡不奉为龟鉴。夫以为常事不书，则春秋所书者必非常之事也。非常之事必以非礼也、非法也，非礼非法必皆讥皆贬也，于是明明得礼者必以为非礼，明明合法者必以为非法，深文罗织，罔顾是非，每条必砌成罪案，使孔子为法家峻刻之尤，而春秋且为刑书，为谤帖。嗟乎！谁毁谁誉之谓何，而诬圣人至是哉！由是竖儒自不知书，错解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语，谓孔子假南面之权，行赏罚之典，黜陟诸侯，进退百职，以匹夫而为天子，虽以天子之尊，亦不难贬而削之，是乱臣贼子孔子躬实自蹈，而又何以惧天下之乱臣贼子乎？诬圣灭经，罪大恶极。不知「春秋天子之事」云者，以其主于尊周室，明王法，用一国以该天下，犹曰「天子之事，非诸侯之事也」云尔。错解孟子一语，以致错乱孔子全经，则又三传之流弊至此为已极也。予用是发愤从事兹经，大破三传积习，而后起之邪说悉屏弗论，独摘孟子中所述「则丘窃取」之言反复深思，求其「取义」所在。此从来诸儒所略而弗道者，虽以蠡测海，自知不量，然竭其心智，亦或得其一二，非灼然人所共信者不敢妄云。次之则为「书法」。「书法」人亦言之，然究不出「例」与「常事不书」二者为说，安在其为「书法」也。盖「书法」虽不同于「取义」，亦必断自圣衷，出自圣笔，学者均不可略已。以是二者分别孔子之新意与鲁史之旧文，加诸标识，无徒混焉莫辨，一往求之过深，震惊为神奇不可知，而春秋之旨，或因是以彰焉，未可知也。彼昌黎之言，人畴不知，第以空言是托，求其束诸传而究遗经者，吾目中未见其书也。不揣狂悖，大？依斯言以成此编，不知有左，何论公、谷。全经前后起应，首尾贯穿，即微(征)「微」，二本同，疑当作「征」。左亦自坦然明白，不惟不用其解经之戾辞，而亦何藉其叙事之琐语邪！孤行一经，实自予始，质诸圣人，谅可无罪，世即有訾我者，亦弗恤也。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秋七月，新安首源姚际恒识。
春秋通论卷前
春秋论旨
自古说春秋者，莫害于「例」之一字，予已着端于前序，兹更详之。例字始见于杜元凯释例，以左氏之例而释之也。其言曰：「传之义例，总归诸凡，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是例者，实创于左而发明于杜也。嗟乎！自有「例」之一字，而春秋之义始不明于天下矣。圣人据鲁史以修春秋，何尝先自定其例乎？其言曰：「其『义』则丘窃取」，不曰：「其『例』则丘窃取」也。圣人如化工然，变化日新，随物付形，无不各得。如门人问仁、问知、问君子、问为政，同一问而其答之也各异，初无一定之义，则其不尚例？可知矣。使圣人执一例以修春秋，何殊印板死格，尺寸不移，此冬烘之学规、胥吏之计簿，而乌足为圣人之书，可传于天下万世哉！且史者尤不可执一例以为之也。史以记事，事有万变，例岂能齐！此合而彼违，此同则彼异，必致疏漏多端，是自取败阙也。乃杜氏执例以求见其或合或否、或同或异，而例之说穷，于是无以处此，则又曰「变例」，后人因而为之辞曰「美恶不嫌同辞」，夫「例」者，一定不移之谓也，曰「变」，则不合之别名也，例既不合，则无例可知矣。「例」者，此为美辞，彼为恶辞之谓也，令美与恶同辞，则无例可知矣。是皆自缚自解，归于遁穷，究无说以处此，而世之人犹以例求春秋者何也？自有例之一字，而褒贬之说因以兴焉。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不惟孔子原无褒贬之心，而春秋实亦无所容其褒贬也。孔子不云乎「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自言其平日之存心也，岂其修春秋而反是，此所谓孔子原无褒贬之心也。若夫直书其事，如朝王、如救伐，此即是褒，不能加一字以褒之也。如弒君、如灭国、此即是贬，不能加一字以贬之也。若其它事，本无可褒贬者，则益不能加一字以褒贬之可知矣。乃执例者势不得不求其褒贬，求之不得，乃于书日、书月、书名、书字、书氏、书人、书爵、书国、书师，与其或不书以上者之类而求之曰此褒也、此贬也，是使圣人为巧佞之夫、险侧之辈，资文字为喜怒，借笔墨为讥弹，埋一字以中伤，砌数言以成案，意刻而文深，心危而语隐，即稍貌为长厚者，亦所深耻不为，而谓孔子为之乎？嗟乎！为其说者其亦思之否也，此所谓春秋实亦无所容其褒贬也。又自有例之一字，而「常事不书」之说因以兴焉。公、谷谓常事不书者何也！彼见春秋君、大臣、大夫子少善多恶，故少褒多贬，因为常事不书之说，则凡所书者皆贬也。不知孔子又云「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矣！圣人虽言无毁誉，然誉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