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事不书」之说所误，以致此深文耳。其说有关典礼，不可不辨。
夏，公会郑伯于时来。
郑将伐许也。
秋七月王午，公及齐侯、郑伯入许。
许与郑邻，故郑楼(搂)（「搂」，二本同，疑当作「搂」。）齐、鲁以入之，利己之私也。入人之国，而左氏犹谓之知礼，其诬可胜道哉！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取○义。
鲁十二公，惟隐、闵二公薨不书地，不书葬，以见其为弒也。不书弒者，为尊亲讳也，而以不书地、不书葬见之者，不没其实也。桓亦遇弒而书地、书葬者，以其于外也，若不书葬，嫌于内之弒之也。此等处，史臣所不能，惟孔子明乎为人臣之义而然也，故为孔子之取义也。或谓不书地为不忍言，不书葬为贼未讨，皆井蛙之见，不足深辨。其「贼未讨不书葬」，详无例详考。
第四册
本册点校说明
张晓生
姚际恒春秋通论十五卷，论旨一卷，春秋无例详考一卷。是他的九经通论之一。今缺卷十一至十三。另姚氏的序也缺第一叶。
根据姚氏序所署：「康熙四十六年(一七○七)丁亥秋七月」，可知此书作于诗经通论之后，是姚氏较晚的著作。此书清人各公私书目均未见著录，直至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由北平通学斋主人伦明于北平书肆购得一残钞本，此书方初现人世。伦氏当时除主持通学斋书店外，也为日资之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主管购书事宜，得书之后，伦氏即副钞一本，一交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一由己藏。伦氏所藏之本后归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存大陆北京图书馆；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藏本于抗战胜利后移入中央研究院，并随之迁台，现存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此外，日本东京大学及京都大学各有一部据北京图书馆所收伦明藏本加以景照之本，又北京图书馆本身亦曾据伦明藏本再传钞一部普通线装钞本。
综上所述，可知中央研究院藏本及北京图书馆藏本为目前可见时代最早之本，亦较其它据以景照、传钞之本具校勘价值。然二本究竟何者为伦明初得之祖本？而祖本之钞成时代如何？则实难确知。所可知者，二本之避讳字均已及于清乾隆帝弘历之「弘」、「泓」等字，则祖本之钞成时代当亦不早于乾隆朝。
本次点校所据底本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所藏钞本，再以日本东京大学景照北京图书馆藏本参校，尽可能改正其中讹脱衍夺之处。惟因可据数据有限，加以点校者自身学植浅陋，其中必仍有不少失误处，尚祈学者不吝指正。
凡例
一、本次点校所据之台湾中央研究院藏春秋通论残钞本，于校记中一律简称为「中研本」；东京大学景照北京图书馆藏春秋通论残钞本，于校记中一律简称为「北图本」。
二、春秋通论所引春秋经传原文及各家经解，若为直引，则以「 」号识之，若为约引，则仅施以标点，不加「 」号。
三、二本若字不同，而于文义皆通，则以「中研本」为主，另于校记中说明「北图本」之异字。
四、二本字不同，而其中一本字义较顺，则以义顺之本为主，再于校记中说明另本之字。
五、春秋通论原文，若引用春秋经传而有误者，则据春秋经传通行本径改，再出校记。
六、春秋通论于春秋经文有所阙漏时，则据春秋经通行本补正，并以[ ]别之，出校记。
七、「中研本」若明显有误，而「北图本」不误，则据「北图本」改，出校记。若二本同有疑误之处，则一律保留原文，仅于疑误字下以( )号注出可能之正字，再出校记。
八、「中研本」若有阙漏处，而「北图本」不阙，则据「北图本」补入，出校记。若二本同有疑阙之处，则以[ ]号补入疑阙之字，再出校记。
春秋通论序
(前阙)书之旨亦隐而弗彰，不亦过与！妄夫目春秋为朝报，而春秋隐；愚夫尊之过高、求之过深，而春秋愈隐。然则春秋一经，有不亡于妄且愚之目者几希！故诸经之亡，皆亡于传注，而春秋为尤甚。何则？一经而有三传焉，又多乎哉！彼三传者，皆汉以上之书也，今之学春秋者，有离于三传者乎？有不求三传之异同，即以为毕春秋之能事者乎？愚谓不必求其异同，祇宜求其是非而已。三传之异同者，事也，其是非，则心也，事可异同，而是非之心必不可惑乱。公羊、谷梁闇于大义，纰缪滋多，不足深论，左氏书虽后出，事若先成，举世见其凿凿，率不敢于非议，间有卓识之士摘取而议之者，然终不出其范围，仍就其事以为论，而时形已见，方疑而忽信，此违而彼从，吾未见其可也。夫是非之心人所咸有，是则终是，非则终非，未有两岐于是与非之间者。尝考其书，其合理者人心自同，可不必论，若其解经之语，大半纰缪，与公、谷等而其叙事惟富，于文辞浮夸是尚，亦多失实，非果亲见当时策书而受经于圣人者。是以学者必宜舍传以从经，不可舍经而从传。韩昌黎云：「春秋五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当时有邹、夹二氏，故言五传，今不传。诚哉是言也。？自三传作俑以来，其流之弊大端有二：一曰例也，一曰常事不书也。例之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