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子之三公之田」为「实田」，上何得又以「公侯田方百里者」为「非实田」耶？(卷一九，页一八-二○)
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士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此取孟子之文也。孟子分「上」「上次」「中」「中次」「下」为五等，此但以「上」「次」「下」为五等，所以避与孟子雷同也，然而稍混矣周礼则为三等，与此又异，所以避与孟子、王制雷同也。孔氏强执周礼以解曰：「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凡三等。郑注云：『自二人至十人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则授之上地，所养者众也；男女五人以下，则授之下地，所养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为率者，举中而言也。』如郑言，上地家七人者，谓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谓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谓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则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此经地惟有五等者，大司徒所云『农夫授田实有九等』，此经据准庶人在官者之禄最下者五人，故从上农夫至五人而已。」按：郑注周礼三等附会为九等者，欲以包孟子、王制之五等而阴合之也。其为说固谬，孔氏又引周礼郑注以释王制，是承其谬也。陈用之又承之而为说曰：「周官『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则农夫之差三等而已。此则五等者，先王之于民，养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则以地称人而巳。」如其说，下地家五人者，亦当授以六人之中地矣，然于五人之下地，推说不去，则曰「以地称人」，其辞遁如此。又曰：「郑氏谓『自二人以至于十为九等』，则是『二人』『三人』『四人』，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中地之三等也；『八人』『九人』『十人』，上地之三等也。孟子、王制举『上中地』而不及『下』，周礼举『中地』而不及『上』『下』，然周礼言『上地』『中地』『下地』，而孟子、王制或言『上次』『下次』，孟子无下次。或言『上』『中』『下』，王制「上」「次」「下」。是九等之地在其中矣，孰谓各举其偏哉！」此说既屈孟子、王制以从周礼，又屈孟子、王制、周礼以从郑注。噫！礼书之言其悖如此，误世者不浅矣！(卷一九，页二二-二四)
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此取孟子之文也。于孟子「大国」一段，从卑逆叙至尊，而田禄之积者愈明；于孟子「次国」「小国」二段，删繁并归于简，而卿禄之异者特着，大见手法必如是之避雷同而后乃可也。程正叔曰：「孟子之时去先王未远，载籍未经秦火，然而班爵禄之制巳不闻其详，令之礼书皆掇拾于灰烬之余，而多出于汉儒一时之附会，奈何欲尽信而句为之解乎？」愚谓「谓王制不必句为之解」是已，然诸儒之执周礼以解王制者可不辨乎？屈孟子以从王制者更可不辨乎？必芟除其谬说，而后王制之真面目见矣，王制之真面见，而后亦可不必句为之解矣。又曰「已上皆王制取孟子之文」，愚谓既有孟子，则王制之言可废。(卷一九，页二六-二七)
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
此取左传成三年，臧宣叔之言也。按：上云「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又有「中卿」「下卿」之名，与上「诸侯之臣，五等」抵牾。又其言「小国有上、中、下卿」，亦与下「小国：二卿」抵牾也。(卷一九，页二八)
其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
郑氏曰：「谓其为介，若特行而并会也。」黄叔旸驳之曰：「士皆有职，岂有为介而行，空国而出乎？」是矣。郑又曰：「此据大国而言，大国之士为上，次国之士为中，小国之士为下。士之数，国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孔氏疏以为「各居上三分之二」，胡邦衡驳之曰：「先儒谓『居上三分之二』，据经只云『居其上之三分』，并不云『三分之二』。又前云『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岂亦是大国士为上，次国士为中，小国士为下。」亦是矣。然其为说曰：「士之数，各二十七人，三分之，上士之数居大半，中士、下士之数各居上士之三。」亦非也。后章「三等侯国」皆云「上士二十七人」，如其说，不与后相违背乎？方性夫曰：「言三等之国，止曰『上士二十七人』，则知中、下之士，诸侯之国或有或亡矣。故以其有言之，其有者，一有一亡之辞也。三分者，三分而等之也。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与之为三分焉，则合焉而八十一士矣。『数各居其上之三分』，犹言各与上为三分也。」按：上云「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何得云「或有」「或亡」？且以「各居其上之三分」为「各与上为三分」，语义亦不协。陆农师曰：「后言『上士二十七人』，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