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然则实王制偶易孟子之一字使然耳，君子立言固不可不慎哉。
若郑氏之说，则又异是。其言曰：「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异畿内谓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九州岛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岛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按：郑解王制皆以与周礼不合，故执周礼之说而以王制为殷礼，此其谬之始见者也。其谓夏殷爵三等者，元命苞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说者因以为文家爵五等，质家爵三等。又礼纬含文嘉云：「殷爵三等，夏亦三等。」皆纬言不经之说。疏驳纬书为不可用，可为有见。又引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以证郑（「周」字，原误作「郑」，今径改。），武王初定天下之说，则误。盖郑不见古文也。又谓「殷爵惟公侯伯三等」，然以殷有箕子、微子，则曰：「异畿内谓之子。」不审何以知「子属畿内采地之爵」乎？即曰「属之畿内」，何以遂不得列于公侯伯乎？又桓十一年，公羊传云：「郑忽何以名伯子男一也？」何休云：「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命伯子男以为一。」何休之说亦属乖违。若公羊之意本谓合「伯子男」皆称「子」，此自成说。郑引证之意，乃是谓合「伯子男」皆称「伯」，说同而义不同，不可通矣。郑本欲执周礼「五等之爵」「五等之土」为主，而以王制为殷制，然王制「土为三等」与周礼异，「爵为五等」与周礼同，于是介于殷与周之间，而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九州岛之界尚狭也。」如此乃得伸其周礼之说，其用意可谓巧矣。岂知周公于武王相去几何？而遽能斥大武王时地界，使百里而为五百里，七十里而为三百、四百里，五十里而为百里、二百里，虽稚子亦不信之矣。王介甫曰：「王制封国三等，古者九州岛之地以及四海之内莫不各有君长，苟斥而大之，而增百里至五百里，则所绌废削灭非一国也，此于人情似不合也。且孟子之言何可废也？孟子之言乃与鲁人之言不同，此时鲁已不知其始封之大小，又子产一同之言与孟子合，则五百里之言亦不足信也。」按：介甫本信周礼以致误天下，此亦能辨之，则周礼之荒诞为何如，又足哂也。(卷一九，页一二-一六)
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
此取盂子之文而与之皆差一等也。孟子「天子之卿受地视侯」，此言「视伯」；孟子「大夫受地视伯」，此言「视子男」；孟子「元士受地视子、男」，此言「视附庸」，然皆当以孟子为正。孟子不言「公」者，巳将「公」属于五等，而不属于六等。周初「上公」皆出封，其在内者，不过留相王室，故不言也。若言「公受地视公」，亦失言之法矣。「附庸」既不达于天子，自不列天子「公侯伯子男」四等之内，故曰「元士受地视子男」。若曰「视附庸」，则天子班禄于天下者凡四等，而班禄于王朝者反五等，何其参差不伦乎？要之王制以「天子之卿视伯，大夫视子男，元士视附庸」，如此则内外齐等，孰不知之不知孟子以「卿之宜视伯者」而「视侯」，以「大夫之宜视子男者」而「视伯」，以「元士之宜视附庸者」而视「子男」，以「中、下士视附庸」自不言可知，皆升一等为言者。盖天下之势，在外者恒易重，在内者恒易轻，惟以此制禄则内外常得其平，且使内者亦乐于出，外者不忧于入，而人情亦均矣，此内外相维之正法。若夫为「强干弱枝」之说，以机权测圣心者，犹未足语此耳。自平王以后，外之势日重，内之势日轻，尾大之势成，而王室寝微矣，然后知先王之制为不可易也。呜呼！汉之博士诸生似未喻此，又奚怪夫后世之儒？反是王制而心疑孟子哉！
其曲解此文以合孟子者有三家：陈用之曰：「周官有卿而无三孤与上大夫，是孤与上大夫同为六卿。故上大夫之为卿，则受地不过七十里，此王制所谓『天子之卿视伯』也。孤之为卿，则受地有至于百里，此孟子所谓『天子之卿受地视侯』也。孟子又曰『大夫受地视伯』者，言『上大夫』也。『附庸』虽不能五十里，总大率而言之，亦可谓之五十里，此所以或言『元士视子男』，或言『元士视附庸』。」按：王制本言「卿」，今必改为「大夫」，以凑合孟子「大夫视伯」之说；孟子王制本同言「附庸不能五十里」，今必曰「亦可谓之五十里」，以凑合孟子「元士视子男」之说。呜呼！何其妄与？叶少蕴曰：「入而与王论道为三公，出而居六卿则为大夫，是公卿大夫士固有相同者也。故三公与六卿其田同视公侯，卿与大夫其田同视伯，大夫与元士其田同视子男及附庸。」此说合「公卿大夫」而为一，益混。陆农师曰：「此与孟子所言各差一等，非不同也。孟子言『受地』尔，盖天子之卿之田视伯，即受地视侯，他放此。」按：谓「视伯即视侯」，是以上所言「公侯田方百里者，三分去一，而为田七十里也。」然记文均一言「田」，此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