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主。今天下之势不然，元之号令纪纲已废弛矣，故豪杰所在蜂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此其所以无成也。”因感叹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罗帖木儿，河南有扩廓帖木儿，关中有李思齐、张良弼。然有兵而无纪律者河北也，稍有纪律而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馈饷不继者关中也。江南则惟我与张士诚耳。士诚多奸谋而尚间谍，其御众尤无纪律。我以数十万之众固守疆土，修明军政，委任将帅，俟时而动，其势有不足平者。”克仁顿首曰：“主上神武，当定天下于一，今其时矣。”
壬戌，太祖与起居注詹同等论三国时事，因言孙权题诸葛子瑜于驴面，与其子恪谐謔。太祖曰：“君臣之间，以敬为主。敬者，礼之本也。故礼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孙权盖不知此，轻与臣下戏狎，狎其臣而亵其父，失君臣之礼。恪虽机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处，招辱于父，失孝敬之心。一谐謔，而君臣父子之道亏。举动如此，何以示圳？大抵人君言动之际，不可不谨。”
五月丙子，太祖朝罢，退御白虎殿阅《汉书》，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侧，太祖顾谓濂等曰：“汉之治道不能纯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对曰：“王霸之道杂故也。”太祖曰：“高祖创业之君，遭秦灭学之后，干戈战争之余，斯民憔悴，甫就苏息，礼乐之事，固所未讲。独念孝文为汉令主，正当制礼作乐，以复三代之旧。乃逡巡未遑，遂使汉家之业终于如是。夫贤如汉文，犹不为，将谁为之？帝王之道，贵不违时。有其时而不为与无其时而为之者，皆非也。三代之王，盖有其时而能为之，汉文有其时而不为耳，周世宗则无其时而为之者也。”
九月戊寅，太祖坐便殿，问侍臣：“石勒、苻坚孰优？”詹同对曰：“石勒虽不学，而豪爽脱略，料敌制胜，举无遗策。苻坚穷兵黩武，不量己力，淝水败后，身为俘虏。以此言之，石勒为优。”太祖曰：“不然。石勒当晋室初乱，不逢勍敌，故易以成功。苻坚当天下争战日久，智勇相角，故难以为力。夫亲履行阵，战胜攻克，坚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杀降附，勒亦不如坚。然坚聪察有余而果断不足，故驯致石季龙之祸；勒聪敏不足而宽厚有余，故养成慕容氏父子之乱。俱未再世而族类夷灭，所谓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也。”
乙巳正月壬申，太祖问起居住詹同曰：“孙武杀吴王二宠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同对曰：“此事载太史公书，或有之。”太祖曰：“夫以吴国之众，岂无数十百人与武习兵，乃出宫人与之试，此阖闾之非也。当时武欲试其能，何必妇人哉！且其教吴王兵法，取胜之道果何在？”同对曰：“《春秋》载柏举之战，楚一败之后，遂有吴入郢之师，此其效也。”太祖曰：“不然。太宰嚭、伍员皆楚人，先已在吴，其欲报怨于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师，岂孙武教兵之效哉！若谓入郢之师为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稷之败？要之杀宠姬之事，亦司马迁好奇之论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八月辛卯，太祖御左阁，观《宋史》至赵普说太祖收诸将兵权，谓起居注詹同曰：“普诚贤相，使诸将不早解兵权，则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称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泽被生民，岂可以忌刻少之！”
丙午三月戊戌，太祖与国子博士许存仁等论用人，太祖曰：“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臣。尝观汉高之兴，首资三杰；光武之兴，寇、邓、耿、贾以为之佐。历代以来，莫不皆然。天之生才，以为世用，甚不偶也。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君圣臣贤，可以当之。汉、唐以下，君臣可以当之否？”起居注詹同对曰：“三代以下，称汉、唐、宋，其间名世之臣，亦可以当之。”太祖曰：“三代而上，纯乎道德；三代而下，杂乎霸术。其间虽有名世之臣，要之如皋、夔、稷、契、伊尹、太公者鲜矣。吾方有事海内，凭赖英贤，辅翼成功，天下纷纷，未定于一者，何也？”存仁对曰：“主上圣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资，以平祸乱。今群贤毕出，佐隆大业，稽之于历，自宋太祖至今，正当五百年之数，定天下于一，斯其时矣。”
九月乙巳，太祖问侍臣曰：“汉高祖、唐太宗孰优？”侍臣对曰：“太宗虽才兼文武，而于为善未免少诚。高祖豁达大度，规摹弘远。先儒尝论汉大纲正，唐万目举。以此观之，高祖为优。”太祖曰：“论高祖豁达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记丘嫂之怨，而封其子为羹颉侯，内多猜忌，诛夷功臣，顾度量亦未弘远。太宗规摹虽不及高祖，然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此则太宗又为优矣。”
吴元年十一月戊寅，太祖阅《汉书》，谓侍臣曰：“汉高以追逐狡兔比武臣，发蹤指示比文臣，譬喻最切，而语则偏重矣。朕谓建立基业，犹构大厦。剪伐斫削，必资武臣；藻绘粉饰，必资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垩；用武而不用文，是栋宇已就，而不加涂塈。二者均失之。为天下者，文武相资，庶无偏陂。”
丙申，太祖御戟门，与侍臣论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时，有赤鼠大如马之异。太史成公绥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