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独熙宁《奉元历》、经元佑《观元历》、崇宁《占天历》、大观《纪元历》，洪迈作志不能尽纪，所宜访求。历草见于志中，大抵历不差不改，得其造历更改，则后有考，民间通历学者亦有其书，所宜搜访。
一、神宗元丰以前，官制似唐，亦有增损；元丰以后，官阶勋爵分为二途，史志虽详，难便检阅。
《官制新典》 《官制旧典》
《官制通考》
一、艺文志，自元丰后，该载未尽，宜以今世所行书籍备载。旧制进呈者入书目，亦当以馆阁书目为主，分类补入。
自惟志学之岁，宋科举已废，遂得专意宋史，亦尝分汇杂书、文集及本传、语录，以次分别。不幸城西火，旧书尽毁，然而家世旧闻，耳受目睹，犹能记忆。或者谓国亡史不宜修，南方鄙儒，讵敢置论，年齿衰迈，分宜归老田里，旷官縻职，实为罔功，而区区素蕴，亦蕲别白，以称朝廷奖拔之厚。凡所具遗书，散在东南，日就湮落，或得搜访，或得给笔札传录，庶能成书，以备一代之史。谨呈翰林国史院。谨状。(录自《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
国学议
成周国学之制，略于《大司乐》，其遗礼可法者见于《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详莫得而闻焉。汉武表章六经，兴太学，至后汉为尤甚。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详密，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旧，而国学之制日堕。至于绍兴，国学盖废，虽名三学，而国学非真国子矣。夫所谓三舍法者，崇宁、宣和之弊也，至秦桧而复增之，月书季考又甚。夫唐明经帖括之弊，唐杨绾尝曰：「进士诵当代之文而不通经史，明经但记帖括投牒自举，非仄席待贤之意。」宋之末造类不出此。
今科举既废，而国朝国学定制深有典乐教冑子之古意，傥得如唐制，五经各立博士，俾之专治一经，互为问难，以尽其意。至于当世之要务，则略如宋胡瑗立湖学之法，如礼乐、刑政、兵农、漕运、河渠等事，亦朝夕讲习，庶足以见经济之实。
往者朱熹议贡举法，亦欲以经说会粹，如《诗》则郑氏、欧阳氏、王氏、吕氏，《书》则孔氏、苏氏、吴氏、叶氏之类。先儒用心实欲见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止于《四书》之注，故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
近者江南学校教法，止于《四书》，髫诸生，相师成风，字义精熟，蔑有遗忌，一有诘难，则茫然不能以对，又近于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学之不能通也，于是大言以盖之。议礼止于诚敬，言乐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谓自汉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词章也，谓之玩物丧志。又于昔之大臣见于行事者，皆本于节用而爱人之一语。功业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达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养根，非终于六经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钥，若射御书数皆得谓之学，非若今所谓《四书》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尝以儒诟诮。由国学而化成于天下，将见儒者之用不可胜尽，儒何能以病于世。(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五)
郑介夫
上奏一纲二十目 【篇名系编者所加。】
钦惟圣朝布威敷德，临简御宽，极地际天，罔不臣服，混一之盛，旷古所无。三代以降，自周至今二千年间，得大一统者，惟秦、汉、晋、隋、唐而已。秦、晋、隋以贻谋不远，旋踵败亡；汉、唐虽传数十世，其间又乱日常多，治日常少。古今一统其难如此；而能保于长且久者，又难如此。毋谓四海已合，民生已泰，可以安意肆志，而不思否泰相因，离合相仍，大有可忧可虑者存也。
昔贾谊当汉文宴安之时，犹为之痛哭，为之流涕，为之长太息。方今之势，恐更甚焉。安得如谊者复生，为朝廷画久安长治之策？今观朝廷之上，大臣则悠悠然，持禄而顾望；小臣则惴惴然，畏惧而偷生。含糊苟且，以求自全之计；玩岁愒月，以希迁转之阶。谁肯奋不顾身，出为百姓分忧者？然或有之，又招疑速谤，不能自容于时矣。
都堂总朝廷之枢柄，谓宜立经陈纪，为万世法程，进贤退不肖，殖邦家根本。制礼作乐，以黼黻皇猷；崇文兴义，以变移风俗，当今之急务也。卯聚酉散，因循度日，案牍纷填，剖不暇，间或举行一二，下侵有司，又皆不急之细事，殊欠经远之宏规。台察乃朝廷之耳目，振刷风采，修立纪纲，错举枉直，扶弱抑强，职分之宜然也。民冤载路，十词九退，贿赂充斥，掩耳不闻，纵豺狼之肆暴，取狐鼠以塞责，谩膺搏击之名，殊乏风宪之体。六部乃朝廷之手足，宜思官尽其职，职尽其事可也。言乎吏，则铨衡之无法；言乎礼，则文逊之不兴；言乎刑，则奸慝之滋甚；言乎户，则赋役之未均；言乎兵，则运掉之无方；言乎工，则规画之不一。使贾生身今之时，目今之事，不知何如其痛哭流涕，又何如其长太息也！高见远识之士，虽以斧钺在前，刀锯在后，其能自已于言乎？数年以来，固有指陈事实，倾吐忠蕴者矣，虽措辞不无纯疵，言事各有锐钝，中间岂无一事可行，一语可采者？往往堆案盈几，略不省察，类皆送部，置架阁库而已。闻者扼腕，谁肯为言？于是忠直退，谀佞兴，或陈说田土以要利，或进献珍奇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