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书》、《曲笔》、《鉴识》、《覈才》、《烦省》、《杂述》十篇，加以刊削者，则为其余三十五篇。然所删之处未必悉当，研史之士仍须全读。于《疑古篇》谓其是非缪于圣人，故尽去之，纪氏之见，亦与柳灿、陆深略同。此诸家刊削之大略也。
踵刘氏之后而续其书者，殊罕其伦，章学诚《文史通义》虽文史并释，实以释史为主，谓为刘氏以后仅见之作，谁曰不宜，特以其书义蕴宏深，别于下文论之。近人张尔田撰《史微》内篇八卷，自谓向、歆之业，自是得一理董，然考其意旨，乃以明诸子之出于史，与专治史学者有别，不得谓为《史通》之伦类也。最近则有瑞安宋慈抱撰《续史通》内外篇，布之于世，录其篇目如左：
内篇 凡二十篇
《惜马》， 《斥班》， 《尊欧》， 《恨李》， 《国志》， 《晋纪》， 《唐书》， 《宋史》， 《四通》， 《两案》， 《曲笔》， 《浮词》， 《表志》， 《纪传》， 《补述》， 《方乘》， 《载记》， 《论赞》， 《沿革》， 《体例》。
外篇 凡二十篇
《考献》， 《监修》， 《模拟》， 《创造》， 《因时》， 《度德》， 《损益》， 《毁誉》， 《注释》， 《评断》， 《问刘》， 《诘章》， 《点烦》， 《辨惑》， 《政治》， 《人物》， 《疑信》， 《功罪》， 《杂说》， 《余论》。
兹就以上各篇，略致商榷。
窃谓《史通》之书，作于唐之景龙，自是迄今，时逾千载，续作本不易言，衡以史家详近略远之例，其可述者，亦奚止一端，兹语其要，应首以《史官》、《正史》二篇。续书《考献》一篇，叙《旧唐》以下迄于《明史》，即为续前书《正史篇》而作。然叙宋重修《唐书》，未语及宋敏求之《补唐实录》；叙《宋史》，未语及元初之修本；叙《金史》，未语及张柔所得之实录及王鹗之初修本；其叙《元》、《明》二史，亦多漏略；且前书所谓正史者，兼纪传、编年、别史、杂史四者而已，而续书专就纪传一体之列入正史者论之，岂足以概其全乎；其于唐、宋以来之史官，则更不著一字，此又疏略之尤者也。其次则为《六家》、《二体》两篇之订补，吾以为自有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行世，代有踵作，于是纪传、编年二体之外，又增出纪事一体，是可谓之三体，应撰一篇论之。至如杜佑《通典》专详典礼，黄宗羲《明儒学案》专详学术，是于上述三体之外，别创通史、学史之一格，亦子玄所未及窥见者也。续书有《四通》、《两案》二篇，略阐斯旨，然于通史专史之分，既病语焉不详，而于纪事本末一体，尤未能尽量阐发，以补前书之未备，大者如是，小者可知矣。续书喜用俪语，好为诋谟，文效《史通》，而逊其栗密，盖宋氏生长浙东，习于永嘉一派，所论近于《东莱博议》，张溥《史论》，又时时采取《四库提要》及朱彝尊、赵翼之说，至其略于唐、宋以后，不中论史之程，又其小焉者矣。且如《国志》、《晋纪》为刘氏所已言，何必重标是目，《唐书》、《宋史》固应论列，何为遗《辽》、《金》、《元》、《明》诸史而不数 《表志》箴子玄之失，补史为近代所长，方志备史之一体，论之是矣，然所应续者讵止于此 至《沿革篇》本论史部之如何分类，《体例篇》本论作史之宜有凡例，合标《体例》一目可矣，何为分列两篇 “沿革”之名，尤难索解。他如萧常、郝经之续《后汉书》，本为改撰《国志》，而称为《补汉书》，王洙、柯维骐之改修《宋史》，意有删繁就简，尤与增补无关 (《补述篇》)，又盛称郭伦《晋纪》，而不及周济《晋略》，此皆可解而不能解者也。然其中亦多有精语存焉：其论《五代史》云：“薛史据列朝实录，事迹颇详，欧公仿马迁遗文，体例尤谨，薛史病于丛脞，欧史失在阙遗，二书盖不可偏废，若选举、刑法之详，礼乐、职官之要，上继唐余下开宋始者，能于薛史是弃乎。”(《尊欧》)其论《南》、《北史》云：“盖《南》、《北史》无他技，但以删削迁移为务，删削不问其事之有关系与否，但以减官名裂字句为工，迁移不问其人之应离合与否，但以编家传忘品汇为先，不知官名减则职掌不明，字句裂则事迹必漏，家传多则朝代难分，品汇忘则褒贬相互。以史迁之才，删削迁移《左传》、《国策》，援引多误，况延寿乎。”(《恨李》)其论《新唐书》云：“唐有天下几三百年，虽文人学士之星驰，亦令主明辟之代出，圣诏原出于臣手，谠言岂乏于帝心，至德宗大赦改元，下诏罪己，山东士卒，见之感泣，李抱真谓人情如此，贼不足平，则文字之用大矣，欧公删之，岂徒没陆贽之功，亦且失兴元之政。”(《唐书》)其论《史记》云：“项羽崛兴陇亩，五年之间政由己出，尊为本纪，明其革命，且迁史以政治共主，即尊为主，故项羽剖符行封则称纪，吕雉临朝称制则称纪，此意盖非刘氏所能知，厥后唐书以武曌篡窃后事，跻诸本纪，以武曌琐屑秽史，别入后传，宗法迁史，信得其宜，而《宋史》以瀛国公及益王、广王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