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景帝为代宗景皇帝，思宗为毅宗愍皇帝，弘光帝为安宗简皇帝，隆武帝为绍宗襄皇帝，附以唐王、桂王、鲁监国，是盖能合南明事为一书者。清人究心南明史事者，温、徐诸氏外，前有全祖望、杨凤苞，后有戴望、傅以礼(字节子)、李慈铭、夏燮。全氏《鲒埯亭集》中，纪载南明遗事者，不可偻指；杨凤苞撰《南疆逸史十二跋》，谓温氏之书，简而有法，世称信史，惟惜失之太简，要必为之注，以补其阙，又附举明季野史数百种 ；戴望亦自称：《胜国南烬遗事》，二十以前，最所留心，丧乱以后，辍而不为(《致傅节子书》)；以礼《华延年室题跋》、慈铭《越缦堂日记》，以及当涂夏燮所撰《明通鉴》，皆有校订旧籍，证别真伪之功，不可没也。元和钱绮(字映江)撰《南明书》三十六卷 ，徐非云又撰《残明书》四十卷，皆为傅以礼所见，而世乃无传本；近人无锡孙静庵(其名待考)拟撰《续明书》一百二十五卷，惜未卒业；仪征刘师培、顺德邓实皆欲作《后明书》，亦皆未成 ，师培且请章太炎先生预为之序矣。最近则有海盐朱先生希祖，搜获南明野史，多为珍本，实突过傅以礼所见，间有未著录于《晚明史籍考》者。先生尝言欲撰《南明史》，因循未果；又谓《顾亭林诗集》自注有“东武二年”之语，有戴望所藏潘耒初刊本可证。东武即为隆武之讹，盖因有所避忌，以音近而改隆为东，而后来撰《五藩实录》者，以怀王常清尝为台湾郑氏所立，遂以东武年号属之，此想当然尔之词耳；近见罗振玉《重订纪元编》，亦仍其误以入录，得先生所考，可以正之矣；其他考订甚多，不暇悉举。前代之修史者，往往以续作补前史之未备，如《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而《宋史》有《周三臣传》，此可师之善例也。晚近所撰《清史稿》，不为南明四王立传 ，无以弥《明史》之缺，以言佳史，渺乎远矣，订补改作，正待后贤。以上所述，皆就《明史》之一部而分撰者也 。
清史之应分撰者有二部，一为清开国史，一为太平天国史。明人称清初之部族，曰建州，曰女真，称清太祖曰奴酋，其最著者，如茅瑞徵之《东夷考略》、天都山臣（阙名）及叶向高之《女直考》、陈继儒之《建州考》、海滨野史(阙名)之《建州私志》、管葛山人(彭孙贻之别号)之《山中闻见录》、黄道周之《奴酋篇》(《博物典汇》卷末)皆是，然悉得诸传闻，且纪载甚略，不足以饜阅者之望也。女真避辽讳，改称女直，为清祖之所出，建州为清祖始封之卫名，而奴酋者又明人所以称太祖奴尔哈赤者也。纪载建州女直事，最详最确者，首推《明实录》，次则《朝鲜实录》，就此二书取材，参以诸家纪载，真相得以瞭然。第以《明史》修于清代，讳先代事而不言，《清史稿 太祖纪》虽云其先盖金遗部，又天命元年国号曰金，亦病语焉不详，有待于专书纪载，又不俟论也。近人考清初事，多属日本学者，以乙国人谈甲国事，犹多皮相之论，影响之谈。章太炎先生始撰《清建国别记》，以明人之书为依据，其以猛奇帖木儿(清译改为孟特穆)为太祖奴尔哈赤之高祖，则沿《东华录》之误。武进孟森撰《清朝前纪》，叙清入关以前事，多取材于日本稻叶岩吉之《清朝全史》，间亦多所发明，后得见明代、朝鲜两实录，钞其中所记清入关前之史实，为《明元清系通纪》一篇，惜未竣功而卒。近顷治清初吏，颇亦有人，然无有出孟氏右者，甚望将来有人续成其志，而别成一善本。此分撰清开国史之大略也。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洪秀全、杨秀清等发难于广西桂平县之金田村，称太平天国，至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清军始陷其所建天京。先后历十五年，不为不久。然其结局，文献随败亡以俱毁，即有纪其事者，如官修之《粤匪纪略》出于战胜者之口，可信之程度至少。又如王闿运之《湘军志》，王定安之《湘军记》，皆记曾、李用兵之始末，绝无一语道及洪、杨内部之事，自应别求可信之史，以饜读者之望，不待言矣。咸丰五年，张德坚承曾国藩之命，撰《贼情汇纂》十二卷，颇能详其政治制度，而行世最晚。金陵破灭之日，忠王李秀成手录事状数万言，详叙天国之始末，特以语犯时忌，间为阅者所删改 ，是为可惜。当洪、杨盛时，编刊书籍多种，又有诏谕历书之刊本，多为西方之传教士及使臣商人携回本国，今英、法、荷、美、德诸京图书馆多有之。近人程演生、萧一山、向达、王重民先后由法、英两京搜获太平天国史料甚夥，并就原本摄印之。自是以来，世人始得窥见洪、杨时代自制文书之面目。辛亥以来，研其国史乃大有人在，国内之天国史料，亦往往间出(如南京图书馆购藏之《英杰归真》，即其一种)。近人撰太平天国史者，或名野史，或名战史，或名杂记(简又文辑)，其间名贵可信之史料，虽非甚少，然以吾所知，惟罗尔纲之《史纲》著墨不多，而语语扼要，颇能详其始末，后来者虽不可知，而旧有诸作，殆恐无以胜之。此又分撰太平天国史之大略也。
分撰诸史，大略如上。至何以如此之多，亦不可以无述。吾求其故，盖有二端：一由于避繁就简，一由于耽僻好奇。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