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纪 后论》云：“昔马元康、胡恢皆尝作《南唐书》，自烈祖以下，元康谓之书，恢谓之载记。”是则宋代撰《南唐书》者，又有胡恢(《宋史艺文志补》云，恢，金陵人)，惟已不传。其称马令为元康者，以孙述祖，犹迁之于谈，固之于彪，令之作，即等于元康之作也 。明末李清始取两《南唐书》合而为一，署曰《南唐书合订》二十五卷，刊本罕见。清代祥符周在浚，青浦汤运泰，皆为陆书作注 ，周氏注本，附以吴兴刘承幹补注十八卷，汤氏注本，虽已付刊，则不易得。此又研南唐史者必读之书也。宋人范炯、林禹合撰《吴越备史》，用编年体，以纪钱氏一姓之事迹；清代梁廷枏撰《南汉书》，吴蘭修撰《南汉纪》，皆《南唐书》之亚。其合十国为一书者，有宋路振之《九国志》，清吴任臣之《十国春秋》譬所谓十国者，吴杨行密、南唐李昪、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南汉刘龑、楚马殷、闽王审知、吴越钱镠、荆南高季兴、北汉刘崇是也。欧史仿《晋书》载记之例，为十国撰世家，以别于一系相承之五代，而其名始定 。路氏《九国志》，名为九国，所纪实为十国，每国先为国主作略传，如本纪；后附以诸臣传，亦用纪传体。吴氏以欧史纪十国事，尚语焉不详，乃采诸霸史、杂史以及小说家言，并证以正史，以成《十国春秋》；又于诸传本文之下，自为之注，载别史之可存者，且于旧说之非是者多所辨证；所撰表、志，考订尤精。惟王鸣盛讥其每得一人即作一传，僧道、妇人之传，每篇只一二行，即徐铉《骑省集》亦未之见，盖专以博为事，而未之能精者(《十七史商榷》九十八，“十国春秋”条)，所论殊当。以上诸书，皆就新、旧《五代史》之一部而改撰者也。
明人钱士升，取南宋九帝之事，别撰《南宋书》，亦得为别史之一种。而两宋之世，北方有辽、金、蒙古先后崛起，与之对峙，又有西夏李元昊，传世十，历年一百九十，立国于宋仁宗明道元年，至理宗宝庆三年，为蒙古所并灭，其事具于宋、辽、金三史之《西夏传》，而《宋史》尤详。近人罗福苌因夏人所传之《掌中珠》一书，得通西夏自制之复体文字，并为《宋史 西夏传》作疏证，惜未卒业而殁；清代洪亮吉撰《西夏国志》十六卷，周春撰《西夏书》十卷，陈崑撰《西夏事略》十六卷(著录《清史稿 艺文志》)，皆不见传本，书或未成；张鑑《西夏纪事本末》，传世已久，吴广成《西夏书事》，原刊本不多见，最近始覆印行世；近人开县戴锡章广撷群书，分年排次，以成《西夏纪》，书最晚成，差为详备，考西夏一国事者，应于是取资焉。此皆就《宋史》及辽、金二《史》之一部而分撰者也。
明思宗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缢死，是年五月，明遗臣迎福王由崧即位于南京，改明年元为弘光，、是年(即清顺治二年)五月南京陷，由崧寻殂，初称圣安皇帝，后谥安宗；弘光元年闰六月，唐王聿键立于福建，改是年元为隆武，明年(顺治三年)八月，以福州陷遇害，初称思文皇帝，后谥绍宗；十一月桂王由榔立于肇庆，改明年(顺治四年)元为永历，而聿键弟聿铒亦立于广州，改元绍武，是年十一月。以广州陷，自缢；由榔在位十五年，至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缅甸人执以献于清，明年遇害，郑成功曾谥为昭宗；又有鲁王以海称监国于顺治三年，先后居于绍兴、舟山、厦门等地，十年去监国号，归于郑成功。此四主历时十有八年，；清代谓之福、唐、桂、鲁四王(桂王一称永明王)，比于宋末之二王。然《宋史》犹附二王于《瀛国公纪》，《明史稿》仿之，尚为福、唐、桂三主立专传，而《明史》则不然，附由崧事于《福王常洵传》，聿键事于《唐王桎传》，由榔事于《桂王常瀛传》，以海事于《鲁王植传》，而于目中不著其名，非细检无由知之。且所叙事迹极略，不足备一朝之史。于其时之宰执大臣，舍生取义之士，如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何腾蛟、瞿式耜、朱大典、张国维、金声等人，虽亦为之立传，而所遗者亦甚多。又以牵涉时忌，不复能具首尾，此有待于补订改撰者也。清代史家称此时期为南明，或称残明、后明，记此十有八年之事，谓之南明史。昔者全祖望谓明季野史不下千家，近人安阳谢国桢撰《晚明史籍考》，著录存佚之籍，大略与之相等，即专纪南明四主者，亦不下百余种，可谓多矣。盖自黄宗羲撰《行朝录》，以记隆武、永历及鲁监国之事；而顾炎武则撰《圣安本纪》，李清则撰《南渡录》，古藏室史则有《弘光实录钞》，以纪弘光一朝之事；又有《思文大纪》(不知撰人)，纪隆武一朝事；王夫之撰《永历实录》，纪永历一朝事；查伊璜撰《鲁春秋》，滃洲老民撰《海东逸史》，纪鲁监国事，皆属甚备，足补《明史》之缺。其合四朝而通为一书，前有温睿临之《南疆逸史》，后有徐燕之《小腆纪年》及《小腆纪传》；《逸史》之书，采摭差详，而《纪年》、《纪传》二书，足补《逸史》之未备。若以《纪传》中之列传，补入《逸史》，更取《纪年》及其他纪南明事之野史，详慎裁定，为之作注，则即可成一完备之南明史，亟望有人能从事于此也。查伊璜曾撰《罪惟录》八十四卷 ，称明惠帝为惠宗让皇帝，成祖为太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