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书，见雠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抑忠臣而饰主闽，斯并曩时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其不可四也。窃以史置监修，虽古无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言监者，犹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袠某篇，付之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傥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实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时谈物议，安得笑仆编次无闻者哉(下略) 。
凡此所谈，皆隋唐以来设馆修史之弊，迄于清末而未之革者，刘氏可谓慨乎其言之也。盖刘氏所谓五不可，即为历来官修之史不及私史之总因 ，所谓史官编录惟自询采者，尤为后世记注不备之明证。今观前史所记，惟唐太宗与群臣问答之语，详载于《贞观政要》，由于其时史官，得随仗入，侍于君侧，有闻必录之故。其后既限制史官，不得随仗入内，并不侍立前殿，故罕闻君臣问答之语 ，此仅就记注一事言之也。唐宋宰相所撰之《时政记》，或可补记注之不备，《宋史》取材，多出于是，然以所记，多有文饰，往往难餍人心。若如汉武以往之制，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则撰史之士，不劳自采史实，而能备文献之全。然而后世之贤君若相，未闻有行之者何也 盖后世史官，多重撰述而轻记注，掌故史实，乏人综辑，临时取给，始感其难，上下千年，几同一例，刘氏所论，不过其鳞爪耳。
其后韩愈以文雄于唐代，亦尝有志修史，于贞元八年第进士之后，答崔立之书有云：“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其志可谓壮矣。迨元和中，愈为史馆修撰，似可稍伸其志，而同时之贤者，亦以此期之，而愈竟不然。其《答刘秀才论史书》云：
辱问，见爱教，勉以所宜务，敢不拜赐。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所能就，况褒贬耶。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亦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令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圣君贤相相踵，其余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后者，不可胜数，岂一人卒卒能纪而传之耶。仆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无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穷，齟齬无所合，不欲令四海内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职荣之耳，非必督责迫蹙，令就功役也。贱不敢逆盛指，行且谋别去。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言语，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后世乎。若无鬼神，岂可不自心惭愧，若有鬼神，将不福人，仆虽騃，亦粗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夫圣唐钜迹，及贤士大夫事，皆磊落轩天地，决不沉没，今馆中非无人，将别有作者，勤而纂之，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昌黎外集》二)。
观其书辞，抑何意志颓唐之甚，而前后判若两人也耶 柳宗元见而不以为然，起而驳之，集中所载《与韩愈论史官书》是也。书云：
前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稿，私心甚不喜，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若书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安有采宰相意，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若果尔，退之岂虚受宰相荣已，而冒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故，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将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喝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号利其录者也。又言不有人祸，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鲁、卫、宋、蔡、齐、楚者，其时暗，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虽记言书事，犹遇而显也，又不得以《春秋》为孔子累；范晔悖乱，虽不为史，其族亦赤，司马迁触天子喜怒，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