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注，侍立后殿，许其奏事，后则必禀中书取旨。孝宗隆兴元年，胡铨奏“记注”之失有四：一、人主不当观史，二、立非其地，三、前殿不立，四、奏不直前 。是则虽有记注之法，而人君时相得随意变更之，有法亦等于无法矣。五代未闻有《时政记》，宋初宰臣李昉、宋琪建议恢复，自送史馆，且先进御而后付有司，论者谓其不敢有直笔，是也(参《春明梦余录》十三)。且自隋唐以来，设馆修史，历代相沿，亦为一成不易，所谓正史，咸出官修，绝少私家之作，凡与修史之役者，皆得被以史官之名。然吾谓后世之职典记注者，实近于古之史官，而后世之所谓史官，乃上同于孔子、左丘明之删定国史，成一家言。非古史官之所得与。此又古今异宜，不可不知之一事也。
明人徐一夔论唐宋记注之制甚详，兹并录之。其说云：
近世论史者，莫过于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据也。自唐长寿中史官姚璹请撰《时政记》，元和中韦执谊又奏撰《日历》。“日历”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意。至于“起居注”之说，亦专以甲子起例，盖记事之法无踰此也。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又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务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问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犹患其出于吏牍，或有讹失，故欧阳修奏请宰相监修，于岁终检点修撰官所录，事有失职者罚之。如此则《日历》不至讹失，他时《会要》之修取于此，《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史之所以为精确也(《明[史] 文苑传》及朱彝尊《曝书亭集 徐一夔传》)。
《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皆极详备，可供修史之撷取，由其立制之善，盖元明以下所不及也。
唐宋记注之官，已如上文所论，唐玄宗、宋高孝二宗之起居注，亦可考其厓略(详见朱希祖先生《汉唐宋起居注考》)。元时虽设起居注，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而无帝王之言动，宰相拜住曾言其失。明太祖时宋濂曾撰《起居注》，刘基条答天象之问，命付史馆。亦其证也。成祖时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记起居，其后渐废，惟以翰林院之修撰、编修、检讨掌修国史，遇有纂修，以爵高之勋臣一人为监修，阁学士一人为总裁，翰林学士为副总裁，职事视前为重，而不复能举朝夕记注之职。成化以来，职修纂者，惟取六部前后章奏，分为十馆，以年月编次，稍加删润，櫽括成篇，即为一帝之实录。至如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孝宗时太仆少卿储罐上书请立史官，记注言动，如古左右史，竟未能用(见《明史》本传)，又明臣奏议(十一)载此疏，谓帝从之，实则未行。六曹六册，送阁验讫封锁，岁终汇收入大柜，永不开视，虽得旨允行，而未久又废(《春明梦余录》十三)。今天津市图书馆藏《万历起居注》若干册，内载张居正奏对之语，为《实录》所无(据陶元珍说)，此即万历时恢复记注之证也。清代记注之制，略如明代，每月例由日讲起居注官撰成《起居注》二册，呈送内廷存贮，今故宫博物院，犹有存本，所记甚简，仗前柱下之语，亦无凭列入，盖其名不副实，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杭世骏《道古堂集》有《与某君论起居注书》，语尚未晰，朱氏《汉、唐、宋起居注考》曾论之)。
刘知幾尝称，“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且与朱敬则、徐坚、吴兢奉诏更撰《唐书》，又重修《则天实录》，设馆修史甘苦，盖已备尝之矣。又以其时小人道长，纲纪日坏，仕于其间，忽忽不乐，遂与监修国史萧至忠等书云：
(上略)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哉 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可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苟、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曰，其不可一也。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编录惟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兰台，簿籍难见，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为管窥，况仆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而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防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齿舌，傥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