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祖是已。范、陈而后诸正史，以断代为主者，皆仰汲班氏之流；杜佑之修《通典》，司马光之修《通鉴》，郑樵之修《通志》，穿贯古今以为一书，又闻司马氏之风而兴起者也。
《史通 正史篇》亦云：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其八表、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类本书。
袁宏《后汉纪》十九云：
马融兄续，博览古今。同郡班固，著《汉书》，缺其七表及天文志，有录无书，续尽踵而成之。
《后汉书 列女 曹世叔妻班昭传》云：
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
《后书》不言马续所续是何篇目，惟司马彪《续汉书 天文志》，谓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而马续述《天文志》，是则马续所述者，仅天文一志，有明文可考，然《史通》谓八表、天文志等，多是马续所作，则又因“续继昭成之”一语，推而得之也。愚谓固所撰之八表及天文志，非不略具规模，故曰未及竟而卒；班昭踵成之，亦未能毕功，故又有待于马续之继作；至天文一志，则多出自续手，此又因续书所记，推而得之也 。盖《汉书》未成之一部，有待后人之补辑，亦犹《史记》十篇之有录无书。然褚少孙之补《史记》，实有狗尾续貂之诮，不若班昭所续之后先媲美，如出一手，此又为才力所限，无可如何者矣。
汉献帝颇好典籍，常以《汉书》文繁难省，乃命秘书监侍中苟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而悦亦自云：
先王光演大业，肆于时夏，亦惟翼翼，以监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为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继，阐崇大猷，命立国典，于是缀叙旧书，以述《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 。
又云：
谨约撰旧书，通为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旨少所缺，务存约省，以副本书，以为要纪(《汉纪》一)。
悦撰是书之体，壹仿《左传》，故《史通》以其书列入《左传》家，称为编年体。又谓，荀氏翦裁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之。有踰本书，后来作者，不出班苟二体，故晋史有王、虞，而附以干《<纪>[记]》，《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盖其后自后汉以至南北朝，如张墦、袁宏、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其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上略本《史通 六家 二体》)。盖编年体本为古史记载之成法，《春秋》一书，即其明证。惟自丘明作传，广采列国之史，羽翼《春秋》，事具首尾，言成经纬，条理始密，然犹为释经而作。迨于苟悦，始取《汉书》各传及志表之文，按其年月前后，散入本纪各年之下，以成一代之典 ，与《左传》之与《春秋》相为表里者有间。见存乙部诸书，仅袁宏之《后汉纪》，可与是书伯仲。而宋代司马光之撰《通鉴》，则启五季以往，穿贯一千六百余年之事，实包举苟、袁二氏之书，而一新其面目，遂集编年体之大成。此又仰食苟悦之赐，而可以一览得之者。
《汉纪》之作，悉撮取班书入录，此外采录绝少，故顾炎武病其叙事索然无意味，间或首尾不备 ，是诚然矣。然据宋李焘所跋及《四库提要》所考，曾举详于班书者数事，盖别有所本，是则其书与班书之多同，正由荀氏之矜慎。然吾谓荀书之可贵者，不在内蕴，而在义例。义例维何 即悦所自称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五者是也。五者之中，尤以二三两例为最要。所谓章法式，即修史之成法，《左传》所举之五十凡，《史通》所论之史法，皆此物也。所谓通古今，即太史公所谓通古今之变，亦章学诚所宗尚之通史。说亦自言，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杜佑、司马光、郑樵诸氏之作，悉自“通而叙之”一语引申得之。吾国谈史法者，始于刘知幾，谈史意者，始于章学诚，抑知荀氏于千余年前，已深明其会通之旨，而于《汉纪》一书著其法式，其有功于史学为何如。纪事本末一体，创于袁枢，其书皆钞撮《通鉴》而成，非有旁搜博综之功，然而后贤盛称之者，亦以其能别创义例，为来学示之准的耳。《汉纪》之足称，亦以是而已。
《汉书 艺文志》春秋家曾著录《汉著记》百九十卷，颜注云，若今之起居注，其意似谓著记即注记也。考《汉书 五行志》曾举《汉著纪》之名，自高祖至孝平凡十二世，《律历志》亦屡称《著纪》，所记悉为年世，或日食朔晦之数。《后汉书》则作《注记》，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