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二传，为未成之笔，但可云阙，不可云亡；其余皆不见所亡何文 ；其余为褚先生所附缀者多为天汉以后事，为迁所不及见，补之殊为多事 。据此则《史记》之所亡佚亦仅矣。
迁殁之后，其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于外 。至元成间，而褚少孙补之。少孙者，颍川人，梁相大弟之孙，宣帝时寓居沛，受诗于王式，为博士，于是鲁诗有褚氏之学，名见《汉书 儒林传》(王式)。今《史记》中称“褚先生曰”者，皆少孙所补也 。少孙所补殊浅陋，不为世所重。迁之本书，自谓迄于太初，其后阙而不录，其后为之踵继其书者，褚少孙之外，有刘向、向子歆、扬雄、冯商、阳城衡、史岑、梁审、肄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俱有撰述” 。至光武建武中，班彪乃采前史遗事，傍贯旧闻，作后传六十五篇 。寻其自撰之略论，谓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则又因时无累世相及之诸侯，而变通其体例焉(见本传)。
至彪之子固，遂本其父作，而撰《汉书》。《后书》本传叙其事云：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几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章帝建初元年为公元七六年)乃成 。
班固因其父作，而修《汉书》，亦为父子世业。其与太史公父子异者，一则世为史官，一则以郎官令史典校秘书，而非史官 。是其修史虽同，而非皇古以来史官世守之旧法矣。
固之自赞其书日：“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又曰；“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以视司马迁之自称者，可谓后先映照。然晋人傅玄评其书云：“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范晔《后汉书 班固传 论》则云：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覈，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斖斖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
《宋书》本传，载晔《与甥书》，亦云：
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
是其为抑扬高下之辞，亦一如班氏父子之于子长也。刘知幾持论，每抑《史记》而扬《汉书》，其《史通 六家篇》云：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盖创始者难免疏略，继起者易于该密，《汉书》之优于《史记》，其势然也。自来为《史》、《汉》优劣之论者，烦不胜理，如晋张辅，以《史记》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汉书》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以为两书高下之判。不悟《史记》记春秋以前数千年事，限于文献不足，多所阙略，且仅居全书十之二三；叙汉初迄太初事，为时不及百年，乃居全书之过半；持此一段，以与《汉书》较，亦未见孰为多少。张氏所说，乃目见毫毛而不见其睫之论也。其后郑樵则盛讥班固，而推崇司马迁。其言曰：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通志序)。盖樵之修《通志》，实取法于《史记》，会通古今史事为一书，章学诚推为百世宗师者，宜其不满于班氏之断代史也。
班固之作《汉书》，其体一依于《史记》，本如云礽之与祖父，强区为二，理有难言。然语其原，虽为一体，而究其流，则有二致，即《史记》为通史之开山，而《汉书》为断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