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百官公卿，上于列表，一代尚然，况古今变革，可胜书耶。故于《帝王表》后，即次《方舆》、《职官》二表，合后《师相》、《文儒》，为表凡五云。
史职范围，今昔各异，以是史体变迁，亦各殊状，上世瞽史巫祝，事守相近，保章灵台，亦官职也。故作史必详神话，降及迁、固，斯道无改。魏晋以来，神话绝少，律历、五行，特沿袭旧名，不欲变革，其义则既与迁、固绝异，然上比前哲，精采黯黕，其高下相距则远，是由一为文儒，一为专职耳。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清粗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将能立，后世经说古义，既失其真，凡百典帝，莫知所始，徒欲屏绝神话，而无新理以彻之，宜矣其肤末茸陋也。要其素知经术者，则敹作史为犹愈，允南古史，昔传过于子长，今不可见，颜孔隋书，亦迁、固以后之惇史，君卿《通典》，事核辞练，绝异于贵与之伧陋者，故以数子皆知经训也(近世如赵翼辈之治史，戋戋鄙言，弗能钩深致远，由其所得素浅尔)。惜夫身通六艺之士，滞于礼卑，而乏智蒙之用，方之古人，亦犹倚相射父而已，必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庶几无愧于作者。
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腊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庄周、韩非，其非古之良史耶。
设局修史，始自唐代，由宋逮明，监修分纂，汗漫无纪，《明史》虽秉成季野，较宋元为少愈，亦集合数传以成一史云尔。发言盈廷，所见各异，虽有殊识，无由独著，孟德斯鸠所谓古事谈话者，实近史之良箴矣。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在，未妨参考，昔《春秋》作而百国宝书崩，《尚书》删，而三坟穆传轶，固缘古无雕版，传书不易，亦由儒者党同就简，致其流亡。然子骏《七略 尚书家》，犹录《周书》，周官而外，周法周政，亦且傍见儒家，固非谓素王删定以后，自余古籍，悉比于吐果弃药也。通史之作，所以审端径隧，决导神思，其他人事浩穰，乐胥好博之士，所欲知者何既，旧史具体，自不厌其浏览，苟谓新录既成，旧文可废，斯则拘墟笃时之见也已。
《中国通史》目录
一、表凡五，帝王表，方舆表，职官表，师相表，文儒表。
二、典凡十二，种族典，民宅典，浚筑典，工艺典，食货典，文言典，宗教典，学术典，礼俗典，章服典，法令典，武备典。
三、记凡十，周服记，秦帝记，南胄记，唐藩记，党锢记，革命记，陆交记，海交记，胡寇记，光复记。
四、考纪凡九，秦始皇考纪，汉武帝考纪，王莽考纪，宋武帝考纪，唐太宗考纪，元太祖考纪，明太祖考纪，清三帝考纪，洪秀全考纪。
五、别录凡二十五，管商萧葛别录，李斯别录，董公孙张别录，崔苏王别录，孔老墨韩别录，许二魏汤李别录，顾黄王颜别录，盖傅曾别录，王猛别录，辛张金别录，郑张别录，多尔衮别录，张鄂别录，曾李别录，扬颜钱别录，孔李别录，康有为别录，游侠别录，货殖别录，刺客别录，会党别录，逸民别录，方技别录，畴人别录，叙录。
都六十一篇。
此即章氏改造新史之方案也。寻其所论，胜义非一，如以纪事一体，比于纪传、编年，故于所立表、典、考纪、别录之外。别立十记，专详历代大事，以弥班、马之缺，既树新体之骨干，亦为通史之楷模，一也。又如逗通史一体，应举大纲，以明人事衍变，制度因革，其不合于此旨，及繁而难理者，则具列于表，以补典、记、考纪、别录之未备，此为史家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之法，二也。又谓考史不专赖中籍，应穷及地下之藏，此晚近研史之新法也。章氏不信甲骨文字，尝作论非之，证以此文亦非坚持己见，三也。又谓旧史应与新史并重，非谓新史成而旧史可废，此即史料与史著可以并存不废之义，无论中外，理无或爽，四也。夫吾国古史，即为《尚书》、《春秋》及三《传》、三《礼》，学者非通经不能治古史，此章氏所以又有知经术者始能作史之说也。盖章氏邃于经术，以其余力治史，故喜以治经之法治史，其称君卿而抑贵与，则以知经训与否别之耳。瓯北《箚记》，时有善言，讥其浅鄙，亦以此故。愚谓史家之视古经，一如古史，当以治史之法治之，而不可杂以治经之见。由此言之，则贵与之书未必不如君卿，已于前章略论之矣。惟谓史学进化，不仅廓清粗翳，能破尤贵能立，则为无上之胜义，吾见世之学者，能破而不能立者多矣。抨击前人，不遗余力，而不能本其所论，以自撰一史，能立之难，至于如此。有若章氏，不仅自创史例，议论章明，又能撰许二魏汤李及扬颜钱两别录 ，以示大凡，诚庶几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