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之特大，其故皆在于此(《通史新义》页一百四十七——一百四十八)。
何氏以鲁滨孙博士之说为基础，故甚重视通史，以为通史能说明共通之演化及特殊之变迁，而专史则不能也。第吾则谓通史、专史之分，则由比较而定，其范围之广狭，亦因所述之事实而定。例如《通志》，政治典章无所不包，不可不谓之通矣。而《通鉴》则专纪政治，《通典》、《通考》则专纪典章，取以衡之《通志》，则彼为通史，而此为专史矣。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仅纪前后汉之政治，仅当《通鉴》之一段，取以相校，则《通鉴》为通史，《汉纪》为专史矣。《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仅当《通典》之州郡典、《通考》之舆地考，取以相校，则《通典》、《通考》为通史，而《纪要》、《利病书》为专史矣。依此推之，则专之下又有专焉。前之号为专者，又含有通之性质，而相引至于无极矣，此以旧史为列者也。又如新著之文化史，本自通史划出而自为一部者也。然学术为文化之一部，乃自文化史而分为学术史，而文学史又为学术史之一部，诗史、词史又为文学史之一部，亦相引而至于无穷，文化史视通史为专；视学术史则为通，文学史视学术史为专，而视诗史、词史则为通，是通史、专史之名，时因比较而异，即通史、专史之分，既由比较而定也。大抵划通史之一部，以为专史，则其纪述必较通史为详，以此递推，则范围愈狭，记述亦愈详，《方舆纪要》之详于州郡典，《通典》之详于诸史之志，必不待言也。再自他一方言之，通史既划其若干部分，而属于专史，而同时复吸收其他部，以入通史范围之内，盖其吸收愈多，包蕴愈广，而通史乃得独成其大，且与专史，有两不相妨相得益彰之效，此即梁任公之所谓新史也。是故通史、专史之分，既由比较而定，则非一成不易之称，而通史之与专史，又非各立疆界，若胡越之相视。歧通史、专史而二之，固为治史者所不许，重视通史，而夷视专史，亦岂通人之见哉。
近人主造新史者，莫先于章太炎先生，曾于所著《訄书》中，撰《中国通史略例》，以见其旨，后改署《訄书》为《检论》，删去此篇，然其精言胜义，闳识孤怀，颇能发前人所未发，亦为后来论史者所不及。爰取其全文，迄录如左：
中国秦汉以降，史籍繁矣，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杜、马缀列典章，闿置方类，是近分析法矣。君卿评议简短，贵与持论鄙倍，二子优绌，诚巧历所不能计，然于演绎法皆未尽也。衡阳之圣，读《通鉴》、《宋史》而造论，最为雅驯，其法亦近演绎，乃其文辩反覆，而辞无组织，譬诸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也。若至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王、钱诸彦，昧其本干，攻其条末，岂无识大，犹愧贤者，今修《中国通史》约之百卷，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鉤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庶几异夫策缝计簿相斫书之为者矣。
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彪蒙之用，斯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而已，故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至乃精研条列，各为科目，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此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亦犹志方舆者，或主郡国，则山水因以附见，其所起讫，无必致详，或主山川，记一山必尽其脉带，述一水必穷其出入，是宁能以郡国封限矣。昔渔仲粗觕，用意犹在诸略，今亦循其义法，改命曰典，盖华峤之故名也。
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眇末也。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滕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自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故复略举人事，论纂十篇，命之曰记。
西方言社会学者，有静社会学、动社会学二种，静以藏往，动以知来，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藏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非有关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四端者，虽明若文、景，贤差房、魏，暴若胡亥，奸若林甫，一切不得入录，独列帝王师相二表而已。昔承祚作《益部耆旧传》，胪举蜀才，不遺小大，及为《蜀志》，则列传亡几，盖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矣。(案太史公引《禹本纪》，杨子云作《蜀王本纪》，皆帝者之上仪也，然《艺文志 儒家》，有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而刘滔《圣贤本纪》。亦列子产，见于《文选》王文宪《集序注》所引，是知纪传本无定称，今亦聊法旧名，取孟坚《考纪》，子政《别录》，以为识别云尔。)
列表五篇，首以帝王，以省考纪，复表师相，以省别录，儒林、文苑，悉数难尽，其纂述大端，已见于文言、学术二典，斯亦无待作传，故复列《文儒表》，略为第次，从其统系而已。方舆古今沿革，必为作典，则繁文难理，职官亦尔。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