蕝，一时风气所趋，遂专以搜残举碎为功；诋宋儒为空疏，掊击不遗余力：抑又过矣。夫汉儒之训诂、宋儒之义理相须而行，阙一不可；其激而互相胜负者，皆末流之失也。缅惟列圣作君、作师，御纂诸经主宋儒之说而兼采汉、唐注疏，可谓拆衷至当矣。是编不论汉学、宋学家，皆详录其议论、着述，凡以屏除门户之见而已。
一、国初文章家，以宋牧仲所撰侯、魏、汪三家称最；其后作者代兴，无美弗备。自望溪出，而古文之义法特严；刘海峰、姚姬传继之，遂有桐城派之目。然姚氏「古文辞类纂」于八家及震川后，继录望溪是矣；又专录海峰，一若桐城外，举无足与于斯道者，似亦未离门户之见。是编凡卓然成家者，皆列之。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正复不拘一格耳。
一、国初诗家，推渔洋为大宗；荔裳、愚山、秋谷、竹垞、初白诸家联鏕接轸，前后两词科作者林立。近人张南山辑「诗人征略」，采摭綦详。兹就其尤著者登之，然疏漏实尚多也。
一、国初遗老，如徐俟斋、沈眉生、李蜃园诸先生蝉蜕鸿冥，皭然不滓；孔子所谓逸民，几无愧焉。录之以见天爵自尊，百世下犹可廉顽而立懦也。至熊鱼山、方密之诸公事蹟已附见「明史」，故不复登。
一、循吏，必详着其政事、风节，使阅着知所效法，可以坐言起行。
一、孝义一门，仅就最著者录之，以阐幽光、维世教。虽所录无多，然一代正史均不过数十人或十数人，固无庸见少也。
一、天文、历算之学，亦莫精于本朝。盖由圣祖天亶聪明，秘参造化；而梅定九、陈泗源诸君又足以阐发之，遂成绝诣。阮文达作「畴人传」，采录至二百余人。兹仅录定九、泗源及薛义甫、王寅旭数君于经学中，以见其概。如欲观其全，则有「畴人传」在。
一、照史、志例，尚须立忠义、列女二门。然忠义之逴著者，多已列入名臣中。近岁军兴以来，死事者众；因未有成书，无从采辑。至列女不在先正之例，故从阙如。
一、所分门类，不过举重而言。如汤文正、陆清献、张清恪、杨文定、沈端恪、蔡文勤诸公应入名儒，王文肃、秦文恭、胡文良、阮文达诸公应入经学，王文简、韩文懿、钱文端、沈文悫、王兰泉诸公应入文苑，惟以宫跻九列、有勳业可纪，故皆列名臣；他若梨洲、亭林、而农亦名儒、亦经学，愚山、刚主亦名儒、亦文苑，谢山、西庄、竹汀、渊如、稚存亦经学、亦文苑，竹垞、姬傅亦文苑、亦经学，叔子、躬庵亦文苑、亦遗逸，青主、茶村亦遗逸、亦文苑，名虽区分、实则无容拘泥。况经学本在儒林中，尤属分而不分也。
一、非史官不应为人作传，古人有言之者矣。归震川谓『古作「汝南先贤传」、「襄阳耆旧传」者，皆非兰台、石室之臣也』。此论出，而纪事之例始宽。而恽子居则谓『大传非文集体，昌黎传陆赞、阳城俱不入本集中，爰变其名曰「遗事述金」，实仍传体也』。是编曰「事略」，亦犹恽氏之意尔。
一、汤文正、徐文定、陈恪勤事略中所述时相及当事构陷状，皆本「望溪集」外文；在当时不无忌讳，故未入集，近始有搜刻之者。然彭尺木汤、陈二公行状即已采之，盖尺木会见未刻稿耳。此外，若张清恪等传皆有所本。用此，益见我圣祖至圣至明，百世后犹令人钦服焉。
一、公私着述，倘挟恩怨于其间，即其书可烧也。是编自信无此弊，阅者辨之。
一、郢书燕说，最足失真。如袁简斋所作陈恪勤等传中多舛误，彭尺木尝遗书诤之；邵青门所作「阎典史传」，魏默深亦尝辨之。盖文人习气，多不暇核实也。是编博观而慎取之，不敢沿讹以误后人。
一、古人如班之于马，多全袭其辞；以后不可毛举。缘事蹟未可凭虚而构，非故袭旧文也。卫正叔纂「礼记集说」，其言曰：『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某此书惟恐不出于人』；可谓先得我心矣。
一、阮文达创「国史儒林传」，皆就各家纪述集句成篇，仍分注所出于下；彭尺木「名臣儒行吏蹟述」，亦注明所据之本于篇末：示非臆造也。是编采书较多，未暇一一注明所出；然实无一字无来历。
一、各家着述有可考者，均详列其书目、卷数，以备志艺文者之搜讨。
一、地名、官名均据本朝书之，不从古称；其诏谕、奏札，亦多存其真：所谓当时语也。至满洲、蒙古姓名，与春秋时人同；其首一字，非姓也。故标题处，皆先谥、后名，申之曰姓某某氏。而文中则仍俗称曰某公，不复举其姓，以免累赘；「京江」、「望溪」集中，皆有此例。
一、元立行中书省于各路，明改为布政使司；国朝因之而犹沿其称曰省，非其实矣。「洪雅存集」中，于此盖齗齗焉。是编以公私相沿既久，姑仍其称。
一、是编经始于甲子三月，脱稿于丙寅正月；藏书不多，采摭未备。又以荷戟出山，匆促付梓，难辞固陋之讥。所望海内同志君子时惠邮筒，匡其不逮，则幸甚！